实际上，通货膨胀的减速带来的不仅是消息不灵通的投机行为。此时，英国和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开始采取措施应对战时积欠的账单，并通过增加税收和限制贷款来结束通货膨胀，事实上各国正经历通货紧缩。1921年两国都出现了物价跌落的局面，这种通货紧缩的趋势还波及其贸易伙伴。
同样，1921年制定的赔款总额并不是无法承受的负担。1320亿黄金马克中有820亿是“估算出来的”，原因在于，“C”债券只能在未来德国经济恢复到足够强劲时才能够发行。这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并限制了德意志帝国在国际市场的借款能力；但也同时意味着德国在1921年的还款义务不到500万黄金马克——410亿（算上1919年之后已经支付的金额）。此外，通货膨胀已经在本质上降低了帝国内债的实际价值（1921年中期下降到240亿黄金马克）；因此，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包括“A”和“B”债券在内的帝国债务约占其中的160%。与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所承担的债务负担相比，这笔债务显然要更高：如果将俾斯麦当时索要的赔款数额（50亿法郎）与法国现有的国债（111.79亿法郎）相加，那么总债务额度几乎是1871年国民生产净值的84%。然而，德国在1921年面临的债务负担略低于英国国债（内债与外债）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65%）。英国的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甚至还要高一些——将近200%。然而英国仍然是19世纪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其政治组织的稳定性也首屈一指——但它同样面临着负债的压力。
德国的年赔款金额同样不算过分。众所周知，“伦敦通牒”中规定的年赔款金额为每年30亿黄金马克。80亿~130亿黄金马克已经在1920~1923年交付，占到国民总收入的4%~7%。1921年，即最困难的一年中，这一数字也仅有8.3%（见图14–2），但这还是离凯恩斯的猜测（25%~50%）相去甚远。实际上，与后来根据道威斯计划进行的赔款相比（最多也只占3%），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且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更别提近期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助了。但从1871年6月到1873年9月，法国共支付给德国约50亿法郎：占据了第一年国民生产净值的9%，第二年则为16%。
最后，与19世纪70年代的案例相比，德国所要支付的年度债务并不完全不能实现。1929年青年委员会的报告时常遭人嘲笑，正是因为它提出让德国的战争赔款支付持续到1988年。但自从1958年起，德国支付给欧洲其他国家的金额达到1630亿马克（以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预算提供捐款的方式）。诚然，每年支付的金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总体数额却大大超过了凡尔赛赔款协议的要求。这正是杨格计划力图实现的目标。
凯恩斯有一点是正确的：赔款的背后暗含了国际利益尖锐的冲突。如果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30亿黄金马克，那么其进口将会大大缩水，出口则会出现扩张。但德国的贸易伙伴中有谁会为此付出代价呢？英国和法国的商务代表多次指出，“一战”结束后应当采取措施“阻止德国（这一危险的经济敌人）挤入我们的市场”。英国贸易部1916年1月的战后商务报告认为：
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忧虑，战争结束不久，我们的国家将涌入大量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物资，它们的价格普遍低廉。战前出现的价格战将再度上演，其结果将波及所有卷入这场价格战的制造商，使得它们面临严重困境，对那些受到鼓励而扩大贸易，或是致力于开拓新工业部门的制造商来说，这绝对是场灾难。
图14–2 赔款负担，1920~1932年
资料来源：Ferguson,Paper and Iron,p.477.
人们还讨论了战前出现的歧视德国贸易的事宜，次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英法会议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1917年12月，战后经济政策质询委员会总结道，“当下，敌对国不应当（至少一段时间内不应当）与大英帝国按照战前不受约束的方式继续贸易，不应当享受与协约国或中立国一样的条约待遇。”该决议使德国战后的进口被追加了一层关税，德国人称之为“憎恨带来的折扣”。
另一方面，如果德国利用贷款来支付赔偿，那么究竟要优先保障谁的权益——赔款接收者还是新出现的贷款人？正如舒克所言，德国人以贷款形式从国外借来的钱（却从未偿还）与他们支付的赔款数是一致的。1919~1932年，德国总共支付赔款191亿黄金马克；同一期间则接受净资本流入270亿黄金马克（主要来自私人投资者），但这笔贷款却一直拖欠，从未偿还。
这并不是说德国政府不打算支付赔偿的做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交易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而在于德国人采取的措施以及凯恩斯的观点是否能说服协约国他们已无力偿还。“经济修正主义”正通过出口一大批德国物资对协约国经济施加压力。这无疑是1919年出现的问题，但其持续时间并不长。就连1921年5月~11月期间马克的大幅度贬值都没有让战后不久出现的“便宜货”现象再度上演。诚然，1921年5月之后，月出口数据增加了35%，而年出口数据也增加了2/3。格雷厄姆关于43种日用品的统计同样揭示了出口的增加。但与此同时，进口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由于只有贸易顺差才能对协约国的经济施加影响，因此这同样至关重要。年度数据表明，1921年的贸易逆差达到6.9亿黄金马克，1922年则超过22亿。月度数据则更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记录：1921年5月~9月贸易逆差呈现扩大化，1921年则演变成小幅度的顺差，但1922年7月又出现扩大情况并达到最高点。贸易量的数据也有类似的结果，但是却揭示了1922年2月以后出现的更为戏剧性的逆差鸿沟，但在这一阶段，半成品和成品比重已经占所有进口产品的1/3。但这些数据可能仍然低估了贸易顺差的程度。经济部官员一再表明实际出口量被低估、1922年的逆差可以被忽略（这些声明对后来一些历史学家产生了误导），帝国统计委员会也“完全赞同”，称“贸易逆差的平衡性被严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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