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生反对“任何事情的重要性都次于偿清债务”；他认为，英国应当“尽早地将开支用于重点建设，采取最为合理的方法提高国家生产力”，这与战后德国的思路如出一辙。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国内支持分期还债的人占据了上风；而在德国，支持福利建设的人有压倒性优势。这是1921年英国从通货膨胀演变成通货紧缩的原因，而在德国，印钞厂一直在工作，直到货币崩溃。
早在1922年，德国国债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已经几乎降至1914年的水平（为13亿美元，战前则为12亿美元）。与此相反，英国的债务几乎是其战前水平的10倍（见表14–2）。6年后，德国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英国则重新回到战前水平，这种差距就变得更为显著。德国及联邦州的联合债务占到了1913年GNP的40%。1928年，这一数字仅为8.4%。与此相反，英国的国债从1913年占GNP的30.5%上升到1928年的178%。尽管德国国内出现了“货币升值”的声音，但财政部部长汉斯·路德在取消德国战争债款的问题上还是颇有成就的。1924年2月，在起草《第三次临时税法》（它保证了对私人抵押贷款和信用债券从10%稳步升到15%）时，他明确排除了对仍在发行的价值6000万马克的战争债券采取相似的做法（直到赔款被偿付）。格奥尔格·赖曼曾在战争期间预言，古雅典立法者梭伦的“解负令”会在德国重新上演；而今，该预言现已实现。
表14–2 1914年和1922年各国国债
资料来源：Bankers Trust Company,French Public Finance,p.137.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的抉择在微观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有重要意义。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一个能够平衡预算并使其货币恢复到战前水平的政府同时也在冒着降低经济总产出和就业率的风险；而一个将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贯彻到底的政府却正相反，其产量和就业水平会有所增强，但这一结果是以牺牲债券所有人以及其他票据资产储户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在英国，为战争付账的方式是通过实施通货紧缩政策以及降低工薪阶层就业率来实现的（更甚，战争债务的实际价值是在增加的）；而在德国（当然还有俄国），付账的是债券持有人。
但哪种方式更为合理？在《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凯恩斯认为，尽管通货膨胀“在改变财富分配”上要“次于”通货紧缩，但后者在“减缓财富生产”方面却“更为有害”。尽管他表达了对中产阶级的同情，但“鉴于其带来的积极影响”，他显然更为赞同通货膨胀的政策，“因为在一个贫穷的世界里，让靠收租生活的人感到痛苦总归比增加失业率更好”。实际上，他明确表达“德国的通货膨胀其实是个例外”。弗兰克·格雷厄姆认为，德国通货膨胀在“物质利益和损失”的较量中显然偏向于“物质利益的获得”。劳尔森和佩德森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1920~1922年，不仅是产量增加，投资也有所提升，并由此创造了持续增长的潜力，只有在1924年之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才得以被抑制。该观点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德国的就业率在1920年到1922年期间出奇的高——这也是格雷厄姆考虑到的一点，他认为“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以较低的实际花销，顺利地完成了从战争走向稳定的战后货币结构的转型过程”。现代经济历史教材苦心孤诣地强调这些通货膨胀带来的相对优势，至少是在超级通货膨胀出现之前。言外之意，另外一种政策将导致较低的增长率、较低的投资但更高的失业率。
为了解释每个国家做出的不同选择，历史学家采用将社会学和政治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他们得出结论是，在英国，某些社会团体的物质利益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虽然如此，出于非理性的经济考量，他们仍然支持健全货币的“传统智慧”，这类似于格莱斯顿关于道德操守的正统说教。法国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即适度地降低国债的价值——相对（而不是绝对地）承认法国社会食利者的权力。意大利的议会体制则无法解决分配产生的冲突，因此墨索里尼独裁统治不得不承诺保持货币的稳定。与此相反，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关键组成部分——企业家和商业管理精英——出卖了工薪阶层，转而支持通货膨胀政策，这使得德国的工业得到迅速扩张，但与此同时却伤害了股东、债券持有人以及银行的利益。然而早期阶段，大公司被当作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受益者，它们通过较低的实际利率、低税收以及低汇率来获利；但现在，工人的情况同样得到了相对改善。因此，通货膨胀成为产业部门、有组织的劳动者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之间反对通货紧缩而心照不宣地达到“通货膨胀共识”的意外结果。真正没有得到好处的是食息者。但若与通货紧缩相比，这种局面带来的整体作用是社会的好转和公平。这种论点同样拥有政治寓意。在汉斯·哈勒尔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他做出估算，认为若想在摆脱政府借债的情况下平衡预算，那么税收水平需超过国家收入的35%；虽然这种税收级别在现在看来是合理的，但哈勒尔认为，20世纪20年代早期，政策上是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确保了政府的议会体制”，因为其他任何试图稳定财政和货币局面的政策将导致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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