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到处都是为通货膨胀辩护的例子。1922年6月，拉特瑙（当时已成为德国外交部部长）和实业家胡戈·施廷内斯在柏林与美国大使的一场会谈中提出了两种意见，但却都是对德国现行政策的补充辩护：
拉特瑙认为……从经济方面看，通货膨胀比控制租金更好，财富从所有者那里转移至两手空空的人，在德国这样如此落后的国家，这是非常合理的。施廷内斯称，通货膨胀和发动革命是德国面临的两种选择，就这两种选择而言，他偏向于前者。
对施廷内斯而言，通货膨胀是“保证人民就业率的唯一途径，也可确保国家的正常运行”。之后他对霍顿说，“从政治上看，我们必须让300万从战场上归来的人有一份工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金钱还是生活的抉择问题。”梅尔希奥的观点与他大同小异：
当下，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这样做都是有必要的……如果局面能够控制，则不会再出现永久性伤害。这并非事先计划……它演变为新资本的创造，以便让企业有能力雇佣复员士兵。
此外他还认为，公有制下铁路部门出现的巨大赤字能够“避免让10万雇员陷入无业状态，并避免了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生”。1923年11月，沃伯格强调：“我们是否希望通货膨胀停止，希望爆发一场革命——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许多商人也普遍持有这种观点。保守党的保罗·昂布里特反对减少社会开支，“如果经济和社会影响是相互对立的，则需要优先保障社会利益。”
然而我们也有十足的理由去怀疑这些观点的真实性。实际上，通货膨胀政策付出的代价比格雷厄姆、劳尔森和佩德森等人所预期的还要多。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斯坦蒂诺·布雷夏尼–图罗尼1931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谨慎的研究，成为最早研究这一领域的人，他在书中列举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生产力下降、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有机体极度不平衡”、“出现了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的最大限度的剥削”、公共卫生和道德水平下降：
它使得社会不再提倡节俭……它毁灭了道德观和理智……它通过在所有阶层中传播投机思想以及引导人们离开原有的常规工作，来毒害德国人民；它持续不断地扰乱政治和道德秩序……此外，通过加强右翼政党骨干所处社会阶层（比如大工业家和金融家）的经济地位，它煽动了针对民主的反动政治。
尽管赞同通货膨胀，凯恩斯同样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观点——“放任货币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佳途径”：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能够不知不觉地没收公民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这种手段，政府可以恣意专横地侵吞私人财产；这一过程让一部分人陷入贫穷，另一部分人自然会中饱私囊。这种对财富的专断整合不仅打击了债券，也对现有财富的平等分配造成了打击。那些因此而大发横财的人成为“暴发户”，同时也成为资产阶级仇恨的对象，后者与无产阶级一样，因为通货膨胀政策而陷入悲惨的境地。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永久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失调，甚至失去意义……也没有更加可靠的方式可以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在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一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为进行对外贸易，货币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值……而这导致人民生活境况更加悲惨，社会根基摇摇欲坠，发生在这些国家的现实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仍然只存在于虚幻中。
最前沿的研究为这些论点提供了最充分的支撑。具体而言，林登劳勃对通货膨胀刺激投资增长的论断表示怀疑；其关于工程公司的具体研究表明，上涨的物价（或更准确地说，是未来物价的不确定性）的确阻碍了投资。1920年——物价稳定的一年，这些公司从事了许多新的资本项目，但在1921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时，其中许多项目不得不被终止。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通货膨胀在1921年和1922年带来了什么好处，在超级通货膨胀出现后，这些好处都被生产和就业的急剧下跌所替代。鲍尔德斯顿还颇让人信服地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在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造成了破坏，因此它对德国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发端及其罕见的严重程度负有间接责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通货膨胀的代价要大于利益的获得。
社会学的分类解释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社会学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财政方面，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政府债务持有人以及纳税人之间，而这两个群体并非是彼此孤立的。战争之后，新增的债券所有人如雨后春笋般增加。1924年，英国国内的公债中12%是由小储蓄者持有的。人们经常忘记，战争债券的最大持有人是机构性质的而不是个人投资者——保险公司、储蓄银行等——其大量的战时购买有效地维护了小储蓄者的利益。例如，1924年英国债务的5.5%由保险公司持有，8.9%由清算银行持有。
与此同时，缴纳直接税收的人数出现了增长。在英国，所得税的纳税人数量增长了3倍——从1913~1914年的113万增长到1918~1919年的354.7万人，而工薪阶层的成员比例则从0%上升到58%。实际上，在源自于所得税的净收益中，工薪阶层的贡献仅有2.5%，但1918~1919年，他们人均支付的3.72英镑却不容小觑。在德国，由于中产阶级延期支付税款，直接税收总收益的稳定上升则要归因于以工资为来源的税款。因此，德国的工薪阶层纳税人对直接税收更为关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选举权在战后的变化，在此之前，大多数国家的选举权受到财富或收入等条件的限制。民主化的背景下，那些既不是债券持有人，也不是直接纳税人的选民的政治权力有所增加。然而在英国，选民与所得税纳税人的比例从战前的6.8∶1下降到1918年的6∶1，纳税人的数量增速超过了选民人数的增加（两者分别为214%和117%）。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