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同盟国在造成敌军伤亡的方面比协约国及其盟国军队更为成功。与其损失的人数相比，他们所消灭的敌军人数至少要高出35%。同样，在俘虏人数方面，他们成功俘获敌军的人数要比被敌军俘虏的人数高出25%~38%。同盟国造成对方1030万人的永久损失，而他们自己损失的人数为710万人。实际上，同盟国的军队规模不如对手，但是他们的死亡率仅为动员人数的15.7%，仅比对方相应的数据略高一点儿（12%）。无论如何，高死亡率并没有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必然影响，否则最先崩溃的则是法国，而非俄国，且苏格兰军团也会发生暴动。这表明，协约国是消耗战中失败的一方：简而言之，是他们的基本战略招致了失败，其第二策略同样以失败收场——即通过海上封锁使处于饥饿状态的德国束手就擒。在1914年8月到1918年6月期间，德国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战绩——其杀害和俘虏的英国和法国士兵比他们失去的人数要多。1918年，局势出现了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但这与其归咎于协约国的战略水平提高，不如说是德军自己的失误。如果将军事和财政数据相结合，那么德国的成功与协约国的失败则更为一目了然：同盟国仅需1.1万美元就能将一名敌军致死，而协约国及其盟国的数据则显示，他们杀害敌人需要花费3.6万美元，几乎是对手的3倍。
8.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继续战斗？毫无疑问，前线的情况已经非常惨烈了。机关枪、狙击手、炮弹、刺刀以及其他杀戮工具每天都在造成巨大的伤亡。除了担心自己被炮弹“击中”，恐惧、忧虑、悲痛、疲惫和不适也时刻纠结在人们内心。与最糟糕的贫民窟相比，堑壕仿佛更加潮湿阴冷、肮脏不堪、遍布害虫。然而对敌人的仇恨仍旧没有因此而减少，逃跑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发生，特别是在西线的战斗中，起义事件也鲜有发生。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产生于冲突发生前和发生时的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是迫使人们坚持战斗的幕后主使。毫无疑问，有些士兵的作战动机的确在此，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被迫作战的人数凤毛麟角。军纪的作用并不在于胁迫人们作战，而是对他们进行鼓励，因此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相当重要。
此外，正如克劳斯所言，正是由于那些极具煽动性的媒体，人们才会奔赴战场。虽然在当时找到了许多共鸣，但这种假设同样站不住脚。毫无疑问，有些人的确轻信了政府向他们灌输的信息，从而踏上了不归路；然而有许多人对政策并不理解，或是根本不相信这些说辞。
士兵的士气取决于对战场上的适应与不适的感受：暖和的衣服、宜居的环境、食物供应、酒水与烟草供应、休息时间、娱乐活动、性爱以及探亲假等都会对此造成影响。士兵之间的战友情也是一种凝聚力。有些人甚至通过文字传达出堑壕中的特殊的男性情谊：有些人深深迷恋自己的伙伴和战友。有些证据同样表明，宗教是刺激人们进行反抗的原因。双方的随军牧师利用布道圣战的主题和宣扬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消除了士兵们的罪恶感和痛苦，使其将自己的杀戮行为合理化。
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人们坚持作战，因为他们不介意如此。这里我不敢苟同威尔弗雷德·欧文关于战争是“可怜的”，参加战斗的士兵更令人怜悯的观点。对于大部分士兵来说，杀戮和被杀戮的危险并不如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那般无法让人承受。在某种程度上说，受欧文诗歌的影响，这或许是关于战争的最让人感到震惊的观点。然而就连一些著名的战争作家都提出证据，说明屠杀和死亡并不是士兵们厌恶战争的原因。杀戮并没有引起反感，对死亡的恐惧也最终消失，甚至有人希望自己受到无关痛痒的“小伤痛”。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在战场上找到了用武之地。对有些人来说，复仇的确是他们作战的原因。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在享受杀戮的过程：战争对于那些陶醉在暴力中的人来说确实是“可爱的”。同时，人们低估了自己殒命的概率。尽管在法作战的英国士兵的伤亡率几乎为总人数的一半，但大多数人还是坚信，地狱的丧钟不会为自己而鸣，并且在多次目睹别人当场暴毙的场景后对此逐渐感到麻木（相比之下，看到一个人慢慢死去才是最让人揪心的）。人们丧失了时间意识。在战斗中，时间飞逝而过，而战斗打响前的漫漫长夜却使得人们在等待中度日如年。战争仿佛永远不会终止，宿命论油然而生。
9.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终极的、最困难的问题：如果说战争在人们的可承受范围之内，那么为何要停战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复杂的投降人数，因为全线胜利的标志并非由大规模的杀戮决定的，而是敌人大规模的投降。从1918年8月开始，随着德军被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德国也在逐渐走向崩溃。这一戏剧性变化虽然并不容易被诠释，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强调，投降（当然还有俘虏敌方士兵）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双方在俘虏问题上都发生了许多意外，包括在远离直接战场的敌方，大批人数并不确定的俘虏被冷血地杀害了——但其实俘虏具有可作为情报来源和廉价劳动力。杀害俘虏的动机一部分是受到了嗜血成性的前线氛围的熏陶，许多人杀害俘虏是为了报仇雪恨。但事实证明，许多军官的确通过“格杀勿论”的指令来煽动其手下的杀欲。这种意外在1918年或许会越发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更有可能的是，由于春季总进攻的明显失策、鲁登道夫关于签署停战协议的要求以及士兵中病患问题的逐渐严重，士气的普遍降低使得继续作战的德国士兵需要付出比1917年还要惨烈的代价。然而，我们也不能将这种投降的意愿当作对暴力的厌倦。在1918年11月，西线战事总算平息了，但在东欧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战争的阴霾依然没有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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