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回忆
纵观全局，我们需要批判地重新审视本书序言中讨论过的假设：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战争的还原和回忆是极度可怕而恐怖的。就连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诗歌也并非公认地那么具有“反战”情结。在欧文的诗歌全集中，103首作品中只有31首能够算得上是含有“反战”意味的。而在这其中，萨松的作品《吻》则是关于肉搏战的矛盾心理的最好诠释。
萨松关于战争的最著名谴责——战争即“侵略与征服”，被一小部分和平主义者所称道，但他的一些朋友和上司则认为这是“神经病”的症状。他们并没有送他进军事法庭，而是宽容地将他送去了“痴呆镇”——克雷格豪斯的精神病院。在经过治疗之后，他和欧文都自发成为了现役军人。与其说对战争持有敌意，不如说其他“战争诗人”对此表现出的是一种矛盾的情感。查尔斯·汉密尔顿·索利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作品《当你见到百万个无口的死者》（When You See Millions of the Mouthless Dead，1915）基调肃穆，但不能算得上是充满“反战”感情。阿波里奈尔和温加雷蒂也不属于反战诗人，但后者的诗歌具有神秘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其《河流》以及《意大利》等诗歌作品却充斥着感人的爱国情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著名诗歌并非由那些真正荷枪实弹浴血奋战的人写就的：托马斯·哈代创作《战后的平静》（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时已78岁高龄；埃兹拉·庞德的《休·塞尔温·莫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1920）根本算不上是战争诗歌，充其量是一位从未接近过堑壕的作家的拙劣模仿和再现。
德国诗人中，对战争最为耿耿于怀地进行谴责的当属里尔克；但是尽管他应征入伍，并短暂地服役于第一步枪预备役团，但他始终没有上过前线。《企鹅图书第一次世界大战诗歌合集》（The Penguin Book of First World War Poetry）的第二版中收录了托马斯·哈代、吉卜林、D·H·劳伦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以及其他9名著名女性诗人的作品（为了照顾女性的情感）。然而这些人也无一人有过作战经历。还有一些诗歌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战争的热情，特别是布鲁克的作品——迄今为止所有战争诗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位，以及朱利安·格伦费尔、约翰·麦克雷以及爱德华·托马斯。战争期间出现的浩如烟海的诗歌中，无论其作者究竟有无作战经历，其绝大部分作品都流露出爱国主义情感。
反战散文同样遭到了质疑。据休·塞西尔观察，尽管《西线无战事》可谓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题材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但在1918年到1939年期间出版的逾400部战争虚构类小说中，该作品并不具有典型性。战争期间，爱国主义情感是压倒一切的基本情感。伊恩·海的作品：《第一个十万》（The First Hundred Thousand，1915）充斥着战争初期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战时具有强烈国家情感的作品包括威廉·J·洛克的《红色星球》（The Red Planet，1916）和《坎坷的道路》（The Rough Road，1918），以及约瑟夫·霍金的《火幕》（The Curtain of Fire，1916）。战争结束后，人们的头脑仍未清醒。《觉醒》（Disenchantment）这本书本身并没有达到惊人的销量：截至1927年，该书在英国仅卖出9000册。《没有条纹的勋章》（Medal Without Bar）虽然以其真实性赢得了老兵的喜爱，但也只卖出了1万册。诚然，这些销售数字并不错，但更为热销的则是前随军牧师欧内斯特·雷蒙德的煽情而伤感的作品《正告英格兰》（Tell England）。该书与《西线无战事》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曾经在1914年入伍的士兵最后都牺牲了。这个“关于光荣的年轻人的伟大浪漫故事”在1922年再版14次。尽管威尔弗雷德·尤尔特的作品《启示之路》（Way of Revelation）中的主人公不得不与在后方堕落的女友做斗争，但他对战争本身的谴责却显得十分缄默。
同样，并非所有的战争回忆录都表现出清醒的理解。实际上，在萨松、布伦登和格雷夫斯的作品中，其反战情感比人们想象中的要淡化许多。人们将《向一切告别》视为“对战争进行猛烈抨击的论文”，格雷夫斯本人对此都错愕万分。格雷夫斯精辟地揭示了人们是如何“算计”其生还概率的：
要使对方一人致死，我们要冒1/5的危险，特别是当我们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削弱敌方的人数时；比如，干掉一个著名的狙击手……只有那一次我看到德国人但没有开枪……将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带到安全的敌方需要冒1/20的危险……当弹尽粮绝，需要在不被击中的情况下从堑壕的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有时我们需要走捷径——径直翻过去），那么如果动作够快，该风险为1/200；如果精疲力竭的话，那么这种风险则提高到了1/50。
格雷夫斯同样描写了“军队并不关心我们盟友的成败以及战争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军团士气历经所有灾难却始终没有被湮灭”。作为“普通士兵”中存在暴力文化的证明，他援引了一个事件：两个士兵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执行死刑，原因是他们谋杀了自己的一名中士。此外他还评论道，“很奇怪，为什么英国人和法国当地居民之间只发生了零星的几场冲突。”他同样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性病医院总是人满为患。”格雷夫斯简单而颇具黑色幽默地解释，所有情节并非旨在传达愤慨。布伦登的《战争的寓意》（Undertones of War）揭示了战争的可怕，但它同样传达了普通士兵对死亡的痴迷（目睹教堂院子中被炮击而炸翻的坟墓中的“怪人”），以及他们将这些恐怖轻描淡写的淡定。在萨松那本小说性并不强的回忆录中，人们漠然而坚定地回忆，“之所以在堑壕作战，是为了去杀人”，由此来给逝去的朋友报仇雪恨；之后，人们“因为能上战场而欢欣鼓舞……翻越堑壕如同某种宗教体验一般”。萨松指出，他并不是“强烈谴责战争的信徒……1917年，我开始体会到，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对抗不公正的丑恶奋斗，并以一个廉价的葬礼收场”。他同样承认死亡本能：“每当我的思绪重返战场时……一种半自杀式的本能便开始纠缠我，使我痛苦，那是一种需要被消灭的诡诈的强烈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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