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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19)

  格雷深信“一大批德国军官来到英国东部和南部海岸度假,并分散在多地……在那里,他们除了记录我们的海防设施之外,别无他事”。军政大臣理查德·霍尔丹对此也表示了赞同,但他的观点可能被陡增的地方自卫队志愿者人数所影响(那正是他的杰作,发生在杜莫里哀的《一个英国人的家园》舞台剧散场之后)。尽管前任首相公开贬损了鲁鸠的主张,1909年,阿斯奎思还是成立了英国国防委员会的下设机构,针对他以及其他人对外国间谍活动的披露进行调查。正是在此下设机构的秘密报告的基础上,特勤局才得以建立。报告中指出,“铁证之下,本机构明确表示,德国人确实已在我国境内布下的一张广泛的间谍网。”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时,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于1911年7月命令士兵把守伦敦附近的海军弹药库,以免“20名记录在案的德国人……全副武装,于夜晚潜入”。但事实却并非那么耸人听闻。尽管凯尔和他的同事历尽千辛万苦搜寻形迹可疑的人,但英国根本就不存在德国军事特工。其实,鲁鸠及其手下所认为的、德国间谍千方百计想获取的大部分信息都无关紧要,是花些小钱就买得到的海军军事地图和地形测量图。战争爆发后不久,根据一份前一年4月便拟定好的、涉及28830移民的名单,有8000人被怀疑是间谍并遭到审查;但事情很快便得到澄清,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外部势力的控制。甚至到1914年12月,英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仍然警告世人,“2.5万名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英国境内阴魂不散”,而这可能足以导致“数名英国内阁大臣的人头同时落地”。但那些危险的秘密部队从未在真实的世界中出现过。同样,传说中德国人可能放置大围攻所需的大炮零件的密封水泥板,经搜查也不存在。

  在德国,也有一些作家为了谋求政治或者商业利益而对战争进行猜测。最典型的一位便是弗里德里希·冯·贝恩哈迪将军。他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1912)一书着实加重了英国对德国侵略野心的焦虑。他是一位有过总参谋部档案室工作经验的骑兵将军;此外,他与奥古斯特·凯姆关系甚密,后者是德国陆军社团的首领。这个游说团队十分热衷于鼓吹扩军政策。作为普鲁士军国主义教科书,这本书堪称陆军社团宣传读物的典范。同时,它成功地以压倒性优势挫败了和平主义、“左翼”的反军国主义,打击了德国政府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期优柔寡断的作风。最重要的是,它使得普鲁士军队内部保守派的控制军队人数的意愿落空。

  军国主义政治信条

  不得不说,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德国,扩充军备的拥护者仅是少数派,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在使英国尴尬不堪的布尔战争之后,关于提高“国家效率”的倡导无疑引起了政见不同的人们的兴趣。然而,当关于增加英国军事备战的具体提案通过后,例如招募新兵的政策,这样的倡导又被人们置若罔闻了。由乔治·希创办的“国家兵役联盟”的会员人数在1912年创下新高,有98931名正式会员,还有218513名“支持者”(这些人只是在经费筹措上提供少量帮助)。不到2.7%的15~49岁的男性参加了志愿军。巴登·鲍威尔组建的童子军在1913年达到15万人,但这在整个国家的男性青年中所占的比例却微乎其微。征兵征来的人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其中有退休的军官、记者,甚至还有牧师(比如一位汉普郡的牧师,他发给教区2000多位居民名为“用宗教的眼光看待兵役”的小册子)。萨默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各式各样的爱国联盟实际上不符合“选举的精神”。毕竟,布尔战争中解放马弗京的庆祝不能被视为工人阶层“侵略主义”倾向的确凿证据。

  在雷蒙·普恩加莱的任期(1912年1月~1913年1月)以及下任总统任期内,法国国内关于“民族觉醒”(为此,还象征性地为纪念圣女贞德设立了国家假日)的热潮不仅表现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上。约瑟夫·霞飞将军被晋升为总参谋长,同时获得了军队的战时最高指挥权,还有一项将兵役从2年延长为3年的法律也获得通过,教师工会由于站在反军国主义的立场而被迫解散。但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的复兴也不应被夸大宣传。实际上,相比于外交事务,人们更关心国内的选举和税制改革,特别是为平衡代表的比例,要建立一个反对激进分子的跨党派联盟(不顾激进分子的反对,该联盟于1912年7月成立)。但是没有人想撤销乔治·克列孟梭政府财政部部长约瑟夫·卡约与德国签订的贸易条约。事实上,1912年年初普恩加莱出面协调的也是意大利的小型海军分歧事件,而不是德国。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反德态势得到了扭转。其实,也只有小部分代表——654人中的200余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支持者。

  德国激进的右翼势力被认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之后,人们便对其大书特书。杰夫·埃利、罗杰·奇克林等人的作品描写了1914年以前疯狂热衷于扩充军备的激进民族主义机构的特点,它警醒世人这些民族主义者绝非保守的等闲之辈。尽管这些机构的建立(如德意志海军联盟)旨在使用特殊但合法的手段增加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率,但后来发现慕名而来的支持者具有的军国主义素质完全超乎想象,甚至正逐渐滑向“国民皆反”的局面。埃利表示,这种现状正是动员出身小资产阶级、先前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兴趣的人的结果,小资产阶级联合性质的民粹派倾向正向精英统治发起挑战。他认为,这正是德国右翼势力“重建”过程的一部分,也将预示着战后的传统保守分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反犹分子沆瀣一气形成了纳粹主义。然而这种“众多政治游说组织逐步融合、同质形成‘右派’的统一体”的观点并没有认识到激进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其模棱两可的本质。此外,用某种特定的社会阶层——小资产阶级——来定义激进右翼分子,忽略了“有素养的资产阶级”精英在激进民族主义机构以及激进民族主义者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持续的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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