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那些怀有一腔革命热血的人冲破了德国旧有的自由主义的藩篱。克拉斯以其怪诞的远见辩解说，输掉战争同样是件好事，因为失败能加剧“国内现有的分裂状况，导致混乱的局面”，这样才需要通过“一位独裁者强大的意愿”进行调解。因此，陆军社团后来有人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的行列也就不足为奇了。德皇本人也觊觎着他还未拥有的独裁统治，甚至选择了拿破仑作为自己的标杆。这样看来，旧有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保守的德国决心维持其“完美的王朝统治”与“历经现代革命与国家民主原则洗礼的自治政府”的矛盾引起的——取代了摩德利斯·艾科斯坦斯那印象主义般的论点，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是变革而现代的德国与保守的英国之间的文明冲突。这点直到1918年10月才得以证实：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表示，德国国内革命可能是签署停战协议的必要条件。然而，问题在于，1914年以前，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究竟走到了什么地步。不同于艾科斯坦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大大超过了不同点。
反军国主义思潮
不可否认，公然倡导“和平主义”（该名称首次出现在1901年）是20世纪初最失败的政治举动。但是仅仅考虑那些自称和平主义者的人，着实是低估了欧洲反军国主义的广泛影响。
在英国，自由党分别于1906年、1910年1月和12月赢得选举，连任三届（第三次当选被公认为得到了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其对手显然是更倾向于军国主义的保守统一党。新教徒的信仰、科布登主义者关于自由贸易和和平的信念、格莱斯顿的拥护者关于用国际法替代现实政治的意图，以及一些元老们对过度军费开支和庞大军队的厌恶，这些自由主义的传统暗含着和平的政治意图。这些政策不仅是一个政党能连任的大好噱头，还能分散人们对爱尔兰争端以及议会改革等棘手问题的注意力。相比之下，爱德华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则对公共财政的分配问题、一些“社会性”问题以及那些很有影响力的理论甚为关注，这些理论包括J·A·霍布森关于金融利益集团、帝国主义与战争之间的恶性关系的论证，以及H·W·马辛厄姆关于秘密外交、平衡各势力的虚伪教条的危害的理论。这样的观念在自由主义媒体上频频曝光，尤其是《曼彻斯特卫报》、《演讲家》和《国家》等。
有些自由主义作家却不像想象中那么倾向和平主义。1914年以前，自由主义者最为熟知、广为流传的是诺曼·安杰尔的小册子《大错觉》（1910年以该书名首印）。这本书以其浅显的理论成为和平主义者为其思想辩护的工具。在书中安杰尔写到，从经济角度看，发动战争是不合理的。军备造成超支的财政负担，从战败国那里揩油、索取赔偿更是难上加难，“贸易绝不能被军事力量摧毁或控制”，殖民地也不能被视为财政来源。“究竟什么才是国家之间友好行为的保障？”安杰尔不禁发问。“其内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还涉及方方面面——使得以不正当理由入侵他国的侵略者只能自食恶果。”此外，从社会角度看，发动战争仍旧是不合理的，因为将各个国家维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远比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更加不现实：
真正的冲突根本没有发生在英国和俄国中间，而是所有奉公守法的人民的利益——可能是英国人或俄国人，与充满压迫、腐败堕落的无能之国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德两国的军队或政府之间发生的任何一场冲突，其最根本的原因存在于双方国内的民主与专制的矛盾、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或是进步力量与反潮流倾向的矛盾。具体视每个人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的不同而定。
安杰尔还对征兵有利于提高国家的道德感这一说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相反，征兵意味着“在没有真正的德国士兵介入的情况下，将英国德意志化”。后来他成为国际联盟的忠实支持者和工党议员，并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有这些都为其《大错觉》一书赢得了倡导和平主义的美誉。
然而这些赞誉是经不住推敲的。首先，安杰尔写这本书时，还忙于其他事宜。他受雇于炒作大王《每日邮报》欧洲版的编辑诺思克利夫，并且阅读了一些颠覆大众印象中天真的和平主义者形象的文章。因此在《大错觉》第一部分第二章中，他描述了“德国的侵略梦想”，并总结说，“英国部队败退后，德军进攻英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4000万人陷入饥荒”。无独有偶，第三章中他又提出质疑：“如果德国吞并了荷兰，到底是德国更受益些还是荷兰人？”他在第四章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疑问：“如果一位德国入侵者抢劫了英国的银行，将会发生什么？”为了在第六章证明“英国……并不拥有自治的殖民地”，并且这些殖民地也不是“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安杰尔再一次发问：“德国就能做得更好吗？这个国家竟然为如此无谓的尝试大动干戈，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换句话说，安杰尔实际上要表达的内容是，德国对英国进行军事挑战是不理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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