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侵犯大英帝国，这对于其他国家都一样有好处。“大英帝国，”安杰尔自豪地称，“其大部分领土是由一些实际独立的郡县组成的，它们的行动是不受帝国控制和管辖的。也正是考虑到它们的利益，帝国放弃了武力手段。”此外，英国能够保证“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贸易”，因此，与那些铁血暴政统治相比，“经济力量的抗衡”更被人们所提倡。他做出了如下的总结，其真正意图也随之显现了：
在这件事情上，全世界要将英国的实践和经验作为典范……大英帝国对整个欧洲社会的支配原则将是这本书急切想要告诉大家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依靠武力征服来推动历史进步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没有想法和理念的支撑，社会就无法进步。特殊意义上讲，那些集团间的自由协作原则是由英国提出的，因此领导整个欧洲前进的重任就落在了英国的肩上……
换句话说，《大错觉》一书摇身一变，成了矛头直指德国的自由帝国主义的小册子。成书于英德关于海军问题和“间谍狂热”较量的白热化时期，它旨在提醒和警告德国放弃其挑战英国海军力量的想法。这本书的真正意图（从其获得的和平主义声望来看）——德国将成为英国的手下败将——被其和平主义的措辞方式所掩盖了，人们几乎察觉不到。但不是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伊舍子爵，这位英国国防委员会要员，他的“愿景”（正如他在1911年1月所记录的）乃是“保持大英帝国海军的绝对权威”，就盛赞安杰尔的观点。海军上将菲舍尔将《大错觉》称为“天国赏赐的精神食粮……所以我们来享用安杰尔（英文与天使一词同形）的恩赐吧”。《每日邮报》首席作家、助理编辑H·W·威尔逊在向诺思克利夫轻蔑地评价这本书时也确切地指出：“他聪明至极，恐怕没有人能写出一本更出色地捍卫自己论点的书了。虽然说服不了我，但希望它能更好地愚弄那些德国佬吧。”
然而在偏向“左翼”的工党中，却存在着真正的反军国主义的和平人士。芬纳·布罗克韦1914年完成的戏剧《恶魔的生意》（The Devil’s Business）生动地预言了发生在数月后阿斯奎思政府的参战决定，但他将内阁仅仅刻画成国际军需工业的爪牙。“兜售死亡的商人”同时也成为诺埃尔·布雷斯福德1914年出版的《钢铁与黄金的战争》（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所抨击的对象。基尔·哈迪与拉姆齐·麦克唐纳投身于英国工党运动，与其他成员一样，他们坚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能够阻止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以敌对的眼光看待沙皇专政统治下的俄国，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却表示欢迎，这也使得他一直反对格雷1914年前对德采取的敌对外交政策。他在1909年称，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为德国发展海军捐过一分钱”，并且该政党正“尽其最大努力……在德国与我们之间建立起友谊”。这一亲德思想在费边主义者中传播开来，甚至，费边主义者不但支持社会民主党，还认为英国应该模仿德国的社会保险体制。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正计划进行一次为期6个月的德国之行，研究“德国国家行为的发展，与他国的协作、贸易联盟以及专业性组织的发展”，战争便于1914年8月爆发。他们只在7月时大费周章地与以G·D·H·科尔为首的仿佛宿醉未醒的牛津派“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讨论了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优点。作为瓦格纳的疯狂崇拜者，乔治·萧伯纳在1912年“为与德国签订协约而大声疾呼”。第二年，这一主张变成了典型的萧伯纳式的反战三方联盟（英、德、法）的提议；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双重安排：“如果法国攻打德国，我们就与德国联手挫败法国；如果德国攻打法国，我们就与法国联手挫败德国。”
亲德思想在战前的英国国内的影响力不仅局限在“左翼”人士中。德国自由主义者哈里·凯斯勒伯爵呼吁英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交换书信，并得到了双方学者的签名支持，英国这一边是托马斯·哈代和爱德华·埃尔加，德国一方的代表是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由此可以看出，音乐在这一建议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14年春季，考文特花园上演了至少17场《帕西法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如《名歌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及《女武神》等也频频上演。尽管战争已经爆发，1914年的逍遥音乐会上还是少不了德国作曲家的曲目：贝多芬、莫扎特、门德尔松、施特劳斯、李斯特和巴赫等。很多英语文学作家都有德国血统，的确，他们都拥有德文名字：西格弗里德·萨松，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受洗礼前名为约瑟夫·利奥波德·福特·马多克斯·许弗），罗伯特·兰克·格雷夫斯（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大外甥）。
格雷夫斯在查特豪斯公学发现其母亲的国籍成为他的“社交大忌”，便下定决心“拒绝身体里的德国元素”。与此相反，在那些古老的大学中，亲德的思想和行为比比皆是。大家都对剑桥大学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反战立场耳熟能详，但牛津大学在战前的事迹却鲜为人知。至少有335名德国学生在1899~1914年期间注册成为牛津大学的学生，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还有33人仍旧在此学习，这其中有约1/6还获得了罗兹奖学金。这些德国籍的牛津学生中，有普鲁士大臣霍恩洛厄的儿子，有海军中将莫里茨·冯·黑林根的儿子以及德意志帝国前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儿子（贝利奥尔学院，1908届）。还有很多大学生俱乐部，如“汉诺威俱乐部”、“德国文学社”、“盎格鲁–日耳曼社会”等（这些俱乐部的会员数在1909年达到了300人），这至少证明了有一部分英国大学生属于日耳曼“精神”与牛津“文化”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势力。1914年，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多数人都是德裔学生，如理查德·施特劳斯、路德维希·米泰斯（德累斯顿的古典主义者）、利赫诺夫斯基王子、大使以及萨克斯–科堡–哥达王朝公爵，还有奥地利的国际律师海因里希·拉马施。1907年，甚至德皇本人也获此殊荣。在经历了很长一段让他蒙羞的时间后[1]，20世纪80年代，他在校活动的画像又重新以荣誉校友的名义被悬挂在考试学院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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