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起源的解释束之高阁了。然而，关于经济在1914年所起作用的另外一种解读却保留了下来。保罗·肯尼迪为了普及经济是“外交政策背后的真相”这一观点而奔走。他认为，经济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人口、工业产值、钢铁生产以及能源消耗等方面搞清楚这个事实。在他的观点中，政客手中握有更多筹码，因此拥有“自由意志”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而不必成为商业利益的附庸，但是他们本国的经济资源却成为其扩张的终极瓶颈，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便无法继续维持。英国便是个很好的例子，1914年过分扩张版图的意图让这个强国每况愈下，而其对手德国却蒸蒸日上。肯尼迪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根据经济、工业和出口增长的指标得出结论，认为这场发生在衰退中的英国和崛起中的德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不能说无法避免，但至少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对此，盖斯提出了一个很典型的观点，即正是德国“最强大的现代工业经济”的全速发展，才使之成为“欧陆的超级力量”：
由于德国拥有强大的力量，且一直不断扩张，它就像一个没有保护壳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经济上的强势使得这个国家从1871年重新获得的自信逐渐膨胀，到了傲慢和自负的地步，这驱使着德意志帝国在其世界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870~1871年，德国统一。这给予德国“一夜间攫取霸权的能力……这个由所有或大部分日耳曼人凝聚成的统一体将昭示着欧洲最强大力量的诞生”。因此，鼓吹德国统治欧洲的观点不证自明，至少，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如果整个欧洲想团结起来，那么德国以及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陆国家必须要与逐渐崛起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亦步亦趋，保持自身实力……并且这个统一的欧洲会自动由最强大的力量集团——德国来掌控。”很显然，对于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威胁需要受到抵制和反抗。
因此，1870~1914年的欧洲历史始终是一部经济上的对抗史，主要的两个竞争对手便是英国和德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建立在经济和实力基础上的强势仍然漏洞百出。
毋庸置疑，1890~1913年，德国出口量的增长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其国内集资总数额在欧洲也是高居榜首。表2–1总结了肯尼迪的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德国对英国的威胁程度。此外，如果计算一下德国的人口增长率（每年1.34%）、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2.78%）以及钢材产量增长率（每年6.54%），人们就会对其在1890~1914年全面超越英国和法国的事实深信不疑了。
表2–1 1880年和1913年英国和德国工业实力的对比
资料来源：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256,259.
然而事实上，对20世纪早期的世界政治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因素并不在于高速增长的德国经济。相反，英国金融实力的崛起也不容小觑。
19世纪50年代左右，英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就已经达到了约20亿英镑。然而在后来的50年里，英国掀起了3场资本出口的浪潮。1861~1872年，外国净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上升到7.7%，之后在1877年跌至0.8%。1890年，这一数字又回升并保持在7.3%，直到1901年再度猛跌至1%以下。第3次高涨出现在1913年，当时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1%，这个纪录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打破。按绝对价值计算，这为英国积累了数目可观的外国资产，从1860年的3.7亿英镑一路飙升10倍，到1913年达到39亿英镑。这个数字占到了英国国家财富总量的1/3。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都没有如此成功的经验。表2–2显示，紧随英国的法国，其国外资产额还不到英国的一半，德国也只是英国的1/4。
表2–2 1913年国外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Kindleberger，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p.225.
如表中所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4%的欧洲投资主要来自英国。此外，英国的大部分外国投资并不在欧洲本土；相反，德国在欧洲的境外投资则更多。1910年，贝特曼·霍尔维格将英国定义为“德国经济扩张政策执行中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对手”。如果贝特曼指的是海外投资，那么他完全正确，但在出口增长方面，英国还略逊德国一筹。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显示，德国的出口商在英国市场已经所向披靡（在其本国市场中也是如此），这对英国的公司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实际上，外界并非对这场商业暗战毫不知晓，但由此认为由媒体发起的“抵制德货”运动将成为这场英德大战的先兆，就有些荒谬了。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虽宣扬日本经济“威胁论”，但双方也没有爆发军事冲突。
有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如此高水平的资本出口无疑会一点一滴地蚕食英国的经济，有些人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生产高于服务、生产是收入和就业的摇篮，这些人最常提到的替罪羊便是伦敦。然而事实是，资本的出口只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对英国的投资产业产生威胁，即只有出现资本短缺，工厂的现代化道路才会受阻，然而却鲜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一点。尽管对外投资周期与国内固定投资之间是逆相关的关系，但资本出口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外流”，它也不能被看作是英国贸易赤字扩大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这些投资的收益远远超出新资本的出口额（如果算上那些“隐性”的收入），就像它一直远远超过贸易赤字一样。19世纪90年代，外国净投资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3%，与此相比，国外财产净收入为5.6%。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两个数据分别是5.1%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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