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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34)

  他的故步自封让未来成为一场冒险,而这种执拗和死板正来源于他的渊博、对事物敏捷的思绪以及对人类的情感。他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和理想,他的个人信誉也无懈可击;但他是个死脑筋,只要是他依赖的人,他便毫不动摇地信任。而这些也很容易让他不知不觉陷入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打开思路,运用想象和敏捷的直觉去质疑、拒绝。

  1914年,加德纳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格雷也似乎顺理成章地继续被世人如此评价着。劳合·乔治去世后出版的品评格雷的作品用类似的但却更不光彩的语言对他进行了讽刺。格雷“智商很高……但他整个人散发着陈腐的气息”。他的演讲虽然“清晰、正确、井井有条”,但“其表达和思想内容却空洞乏味”。“他对事物缺乏一定的认知……同样匮乏的还有想象力、包容性,以及一种近似于妄为的勇气。然而这些品质都是他的工作必需的。”他是个“在恐惧的作用下双手颤抖不已的飞行员,无法沉着冷静地握紧并操纵控制杆……他只是在等待公众给他一个方向,好让他沿着这个方向继续飞行”。由此,关于这位风云人物,人们给出了让人沮丧的定论:“相当悲剧……实际上他是个仁慈的人,是个爱好和平的人”,“最为高尚的道德法律倡导者”,“他只能够处理已经给出合理答案的问题,可一旦遇到那些让人费解的难题,他便会退缩”。

  的确,格雷身上发生了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他刚刚任职外交大臣不到两个星期,深爱的妻子便溘然长逝。他用“逐渐黯淡的光明”比喻当前的形势,这个比喻流传甚广。仿佛是一种近乎残忍的讽刺,他本人在战争期间几乎彻底失明。然而,这些不幸和痛苦却无法抹杀他在战前表现出的清晰准确的外交眼光和洞察力。在使英国的外交孤立达到顶点的法绍达危机爆发时,他任外交部副次官,该危机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尽管格雷支持布尔战争,但他离一个“充满激情的准帝国主义分子”还相去甚远。他认同激进分子关于“维持非扩军前提下的欧洲政策”的要求;在印度的殖民问题上,他也欢迎来自格莱斯顿拥趸的支持,如约翰·莫利。然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英国应该拧成一股绳,反对德国。这个信念早在1902年就已经萌生。1902年12月,他在一次党派合作讨论会议上公开提出了这一想法,令伯特兰·罗素很焦虑。1903年1月,他对诗人亨利·纽博尔特说:“我越来越觉得德国是我们最强的敌人和最大的威胁……我相信德国人的政策只是在利用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继续保持孤立,这样他们可以随时对我们表达‘唯一的善意’。”“如果哪个政府将我的国家拖向德国设好的陷阱”,他于1905年8月向自由党议员罗纳德·芒罗–弗格森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它。”两个月后,在他就职前夕,他强调了自己的如下承诺:

  我很担心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刻意传达的印象会深入人心:自由党政府出于与德国重归于好的打算,在与法国建立了解与互信上产生动摇。我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与这一行为抗争到底。

  “如果我们仍然不对德国做出点儿什么举动的话”,两天后他向一位支持者说,“那么当下,我们与法国的良好关系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损害。”

  格雷的反德立场以及与法国签订协约的热情从一开始就与自由党内阁中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按理说,这种分歧必会在最短时间内为双方惹来一身麻烦。然而,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在外交政策的问题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阿斯奎思在1908年接任了班纳曼的职位,并极尽能事保全格雷的位置。在其拥护者的眼中,阿斯奎思深谙“如何平衡各个党派意见的艺术”;但在那些反对他的人眼中,评价则变成了“既拥有议会领导人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天分,又表现出面对困难和做出决定时彻头彻尾的无能”。可以说,他是两者兼具。若要避免打破议会政党之间平衡的尴尬局面出现,则必须降低和削弱其在外交政策制定上的认识和影响力;这种操作方式对格雷和那些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来说是十分便利和有益的。1906年10月,他曾抱怨自由党议员们“掌握了发起质疑、挑起争端的技巧,在外交事务中有太多值得操心的事情,旁人最好少加干涉,以免添乱”。当内阁成员就外交事务发表意见时,格雷试图“以一些不得不让他们碰壁的说辞说服他们”。

  凭借这种方式,他的政策无疑得到了反对者们无声的“支持”。我们不能忘记,1906~1914年,自由党的大部分人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其对手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如果保守党领袖不同意格雷的政策,他们是不会让他轻松度日的,与他们在财政政策上意见相左的劳合·乔治,以及提出他们所憎恨的爱尔兰政策的阿斯奎思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相信格雷会将他们的政策贯彻下去。保守党主席巴尔卡雷斯勋爵曾于1912年5月表态说,他的政党“已经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支持格雷,并且认为,他能够继续执行兰斯多恩勋爵开创、订立的英法、英俄协议”。的确,为了不冒犯其政党中的右翼分子,鲍尔弗必须要表现出对政府的无限“热爱”。事实上,格雷与反对党前排议员所达成的一致要远远超过内阁内部,更不用说自由党了。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保守党媒体最后还是对格雷采取保护的态度,使其免受激进分子的指摘。这意味着格雷在制定政策细节时不必拘泥于议会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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