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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41)

  丘吉尔认为,如果没有海军力量,欧洲很有可能“在一次突然的动乱之后,沦为条顿铁骑的阶下囚”。劳合·乔治还记得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军舰队是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唯一保障力量……正如在拿破仑时期一般。”因此,罗伯逊在1916年12月写下的话语就并非是对事实的极度夸张了:“德国称霸的野心横扫欧洲、北海和波罗的海,直抵黑海和爱琴海,甚至有可能波及波斯湾和印度洋。这个阴谋早在20年前就被世人所熟悉了。”

  如果这些都成立,那么可以说格雷选错了绥靖对象。从传统上来看,只有当法俄对大英帝国存在威胁时,与法国和俄国的协约才有意义;但如果直到1912年,这个威胁仍旧是德国的话,那么英国则需要认真考虑是否德国才是需要缔结协约的对象了。然而让人吃惊的事实是,那些危言耸听的人口中关于德国拿破仑式侵略的设想,与真正从德国收集来的情报大相径庭。迄今为止,这一点一直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诚然,1914年的军事情报质量让人不敢恭维,然而高慎绝非等闲之辈,驻德的英国领事们发来的报告也非常让人满意。与克劳1907年的版本相比,丘吉尔在1909年11月做了更好的分析(几乎全部建立在那些报告的基础上),他认为,实际上德国正面临严峻的财政弱势(详见第五章)。这只是众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之一。那么为何格雷以及外交部的大多数高官仍旧将德国视为拿破仑般的力量集团,坚信德国对英国形成威胁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刻意将这种威胁论进行夸大,说他们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旨在证明其心心念念的对法军事承诺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甘愿使英国与法俄结好,所以才要将那些虚浮的欧洲霸业安到德国头上。

  欧陆无承诺

  如果说是英国的外交手段和军事计划让这场战争势在必行,那么也是极其荒谬的。因为事实上,英国的欧陆承诺,虽在外交层面和宏大的战略层面凸显无遗,在议会政策层面却丝毫不存在。

  从一开始,内阁(更别提议会了)的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在与法国的商讨中一直被忽略。正如常务次官桑德森对康邦所言,对法国的军事承诺“引发了意见上的分歧”,“政府会坚决拒绝任何稍微理智和明确的进言”。更甚,连首相坎贝尔·班纳曼最初也被蒙在鼓里;当他被告知此事时,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施加在联合准备上的压力,使得一种光荣的承诺水到渠成。”霍尔丹也相应地向总参谋部的长官内维尔·利特尔顿陈情道:“进入磋商阶段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许诺。”外交部在1908年的官方声明中坚称,“假如德国在法国煽起了敌对情绪,英国是否进行武装干预的问题只能通过内阁来决定。”霍尔丹在1909年3月的刑事调查局下属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也声明以下立场:

  我们并没有保证会在陆上对法进行支援……并且法国对军事协助的所有期待只是建立在一系列半官方的对话基础上,这些对话仅发生在法国大使馆专员和我们的总参谋部之间。

  下属委员会也相应进行了如下总结:“一旦德国对法国实行军事打击,向国外派遣军队或者仅仅依靠海军力量的权宜之计,都属于只能由现任政府来决定的政策问题。”当被问及英国对法国军事承诺的本质时,格雷说:

  不得不避开使用敏感的词语,以免议会会察觉这些年我们都达成了哪些将国民送上欧洲战场的协议。我谨慎措辞,以便向人们传达,1904年与法国的约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终止,并可能带来比字面上更严重的后果。

  像这样对两国的陆上承诺的否认越多,格雷就越会遭到来自激进媒体和政党同僚们的质疑。在劳合·乔治1911年的府邸演说结束后,《经济学人》杂志编辑F·W·赫斯特构想了之后发生的外交惨败中人们可能使用的措辞,并认为,如果一位英国大臣“要求他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平民将生命献给自己毫不知晓也并不在意的洲际争端事件”,这未免太“过分”了。《国家报》对格雷进行了指摘,认为他使英国“陷入冲突的危机边缘……但对自身又毫无益处”,并且“受到联盟的桎梏,不堪其扰”。不久后,当年11月由阿瑟·庞森比以及诺埃尔·巴克斯顿成立的新自由外交事务后座委员会也开始提出类似的观点。1912年1月,约克自由联盟——由国会议员阿诺德·朗特里成立的联盟——致信格雷,表明希望“英国政府倾其全力加强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同时谴责了“俄国在波斯的侵略性、不合理的行动”。

  但格雷所遇到的最为强烈的抵抗恐怕来自于内阁。据大臣们了解(假设他们了解),军事干预的选择权仅在考量中,其逻辑后果还在探讨中。有权做出最后决定的不是格雷,而是内阁;用格雷的话来说,从整体上来看,政府是“相当自由”的。因此,在劳尔伯恩眼中,纯粹因为“一场与法国的风波”而衍生出军事干预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它只会造成一种情形(正如他向格雷所说的)——“主要由保守人士组成的绝大多数团体以及众多大臣都会将矛头指向你……也就是说,现任政府岌岌可危。”1911年8月刑事调查局的“军事会议”之后,分别担任农业大臣和渔业大臣的刘易斯·哈考特以及沃尔特·朗西曼爵士认为,一旦发生战争,将英国部队派往法国的举动是“愚蠢的犯罪”。阿斯奎思则更像一个随风倒的墙头草,他提醒格雷,与法国的军事对话“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对其进行援助”。虽然面对重重困难,但格雷抵抗住压力,禁止了英法之间的军事谈判。1911年11月初,大臣莫利子爵提出了如下问题,但被内阁以多票否决(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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