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陆军总参谋部与其他国家的总参谋部之间——比如法国——进行磋商和对话，内容涉及可能的军事协作。
阿斯奎思赶忙向莫利确认，“一切政策过去或将来必须由内阁来做决定，大臣或者海军军官以一己之偏见来干涉这样的问题是种僭越的行为”；但对格雷来说，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阿斯奎思对内阁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向国王做了如下汇报：
总参谋部与其他国家的参谋部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沟通和谈判，将我们的国家置于陆上或海上干预事宜中……如果涉及陆上或海上的协同行动，那么在没有提前获得内阁准许的情况下，则不能够进行。
格雷不得不在下议院做出了如下让人难堪的发言：“在既定的条约和协议中已包括国会如何处理这类事情的约定（例如在一场洲际战争中进行干预）……自从我们上任以来，从来没有私下单独签署过任何不为人知的秘密协议。”在反对者的眼中，外交部在刻意“规避”，其策略也“泡汤”了。不难理解，法国驻柏林的军事官员会如此猜测：如果与德国开战，英国“对我们的帮助会是极其微弱的”。
计划的毁灭还不仅表现在此。1912年7月，丘吉尔（当时任职海军部）不得不强调，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以及英国在本国海域内的舰队“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全部行动自由”：
出于双方国家各自利益的考量，海军部署是由两方独立拟定的……并非来自于任何海军协议或条约……除非在必要的时机，我们要站出来，否则任何的海上或陆上部署都不能置我们于危险之中。
10月，哈考特对《每日邮报》说，“不存在实际或名义上的同盟或协议”，英国的政策是“自由而不受羁绊的”。1913年3月24日，阿斯奎思对此进行了重申：
正如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国家并没有任何为公众和议会所不知的作战义务。换言之，如果欧洲诸国开战，则不存在尚未公开的协议，用以限制或阻碍英国政府或议会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当参战。
在这样的情形下，格雷走投无路，不得不忍痛割爱，温和地与法国和俄国政府撇清关系。萨佐诺夫被告知，尽管“如果德国的魔爪遍及欧洲，英国也脱不了干系”，但英国政府还是“决定保持自身的行动自由”（这是典型的格雷式暗示）。格雷同样简洁地对康邦表态，“没有契约能保证双方政府……在战争中合作”。英俄海军谈判同样鲜有涉及承诺问题。实际上，英国对俄国觊觎近东地区特许权的心思深表忧虑。正如格雷在1914年5月对康邦所言，“就算是出现了势在必行的机会，我们也不能与俄国达成军事合作。”1914年6月11日，就在萨拉热窝行刺时间发生的头几天，他不得不再一次向康邦保证：
如果欧洲诸国开战，则不存在尚未公开的协议，用以限制或阻碍英国政府或议会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当参战。同样，也不存在正在进行的磋商，根据我的判断，将来也不会发生。
因此，对格雷的策略的唯一可行的辩护——英国会阻止德国进攻法国——也丧失了合理性。“俄国、法国和我们之间的一纸协约必须被彻底予以贯彻。”在他成为外交大臣后不久，便如是宣称。“如果有必要阻止德国，那么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正基于此，他、霍尔丹，甚至英国国王在1912年对许多德国代表宣称，英国将“不会对法国的遭遇坐视不理”。在历史学家看来，德国人愚蠢至极，仍然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明确的承诺。但事实上，德国政府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它知道协约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是“绝对的”。格雷自己的党内出现的反对欧陆承诺的声音使得他无法继续迈出与法国（或许还有俄国）缔结正式联盟的步伐，这种结好外交鹰派人士马利特、尼科尔森、克劳也都赞成。1911年8月，丘吉尔甚至还敦促结盟要尽快达成。然而，克劳在1911年2月不得不勉强承认：
最基本的事实是……协约国根本不算是一个联盟。它只是未雨绸缪，一种为应付某些极端紧急事件的手段，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协约国只不过是一个理论性框架，是两国政府之间共同的政策观点，但它可能已经变得含糊不清，或者正在变得含糊其词，因此不具有任何内容。
法国人或许会如是宽慰自己：“我们一旦沦陷，英国人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伸出援手。”但从政治上来看，这只是毕业于贝利奥尔学院的垂钓者——格雷提供的私下保证：“如果法国受到不公正威胁或袭击，英国政府肯定不会拒绝为其提供军事和海上援助。”事实是，只有当格雷让绝大多数内阁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时，英国才有可能进行干预，而他在1911年的尝试却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无力回天，那么或许他本人，甚至整个政府都将会退出政治舞台。似乎预示着外交官们的挫败，尼科尔森于1912年4月10日对保罗·康邦说道，“这个由金融家、和平主义者、好奇者等组成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内阁……不会长存，它已走到尽头，但保守主义者不一样，从他们那儿你会看到真相”——这是由国家公务人员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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