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国家中，俄国的财政系统扩张最为迅速：1890~1913年，其公共支出以每年6.1%的年增长率增长，名义上更是增长为原来的4倍——从10亿卢布增长到40亿卢布。然而，从其占国家收入的比率来看，该增长则是相对缓慢的：从大概17%增长到20%，同时这也反映了俄国经济整体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们很难对其军事负担程度做出准确的量化。根据1900~1913年的预算额度，花费在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占20.5%，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包括预算外的那些“额外”军费开支。实际上，33%的中央政府支出被用于军事目的。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并没有高出多少。俄国与其近邻之间最大的区别，便是财政的集中度，俄国的财政集中度甚至高于法国。本地政府的花费仅仅占中央政府开支的13%。
由此看来，尽管程度不同，协约国的成员在财政管理上属于比较集中的国家。此外，由于英国和俄国在1914年之前的15年内都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因此其财力也有所浮动。对英国来说，据估算，布尔战争中花费了2.17亿英镑，占190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也花费了约26亿卢布，占1904年国民生产净值的20%。
同盟国的情况则相当特殊，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和奥匈帝国皆为联邦体制。众所周知，俾斯麦在草拟德帝国宪法时曾尝试“不断加强各州的联合，同时在实际操作上赋予其联邦州的性质”，这使得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财政收入方面明显低于各州的总和。这些联邦州保留对某些政府活动的控制权，如教育、治安、公共卫生、税收等。正如图5–3所示，没有一个主权国家能像德国那样，将公共开支增长保持得如此平稳（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增长至18%）。然而，关键的一点是，非军事开支的增长反映了联邦体系下财政实力的平衡。公共企业家精神的传统让德国的联邦州甘愿在铁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上花费巨额财力：这笔开支甚至高达普鲁士1913年财政预算的一半。此外，联邦州以及公社级别的社会及教育设施开支也在稳步上升，占到了1913年公共总支出的28%。与此相对，国防支出在公共总开支中占的比例实际上有所下降：从25%降到20%。这也明显反映出各个联邦州拥有弹性更大的税收来源。公共总税收中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比为57∶43，但是就整个帝国而言，仅有14%的税收来源于直接税收，这是1903年引进遗产税和其他不动产税的结果，而主要的联邦州在1913年中40%~75%的税收都来源于所得税。
就连德国的中央制度也存在着问题。德国财政部在控制财政方面缺乏人力物力：1880年，该部门仅有55名员工，他们仅负责公共总开支的30%，在国防部门的权力也很有限。更具争议的是，人们对德国议会下议院和德国国会在预算过程中究竟能够施加多少影响含糊不清。历史学家对此产生了巨大分歧：有人认为德国国会的力量极其有限——这些人属于“伪宪政主义者”，另一些人在1914年以前提倡渐进的议会化——但没有引入英国议会的内阁责任制。的确，俾斯麦之所以能够被德皇威廉一世任命，就是因为后者试图在19世纪60年代扩充军备，并在普鲁士议会中排除“任何限制军队实力的影响”。因此，如果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继续将军费开支掌控权全部让步给国会，事情可能会变得很奇怪。但是历史学家们经常将俾斯麦能够限制帝国国会预算权力的有效性进行夸大。的确，《宪法》第63条规定，“和平时期军事力量以及军队的结构和部署”应由德皇决定。然而，谁来为他的决定负担费用却很复杂。1867~1874年，该问题被搁置，只是通过临时法规规定军队规模要占到德国人口的1%，但是《宪法》第62条又明确规定，军费预算的变更需要经过立法机构的批准。最终的决定与普鲁士君王理想中的“永久”国防预算相去甚远——“永久”国防预算变成了7年军费预算（后来是5年），并将国防开支从年度预算中移除，但保留德国国会对其施加的控制。因此，德国国会拥有修改政府财政法案的权力，事实上它也这样做了；尽管有时会有不满的反对声音或威胁，但通常也只是呼吁进行普选作为回应（如1906年12月）。因此，实际上，如果政府想提高国防开支或者其他民事开支，则都需要经过德国国会的同意；如果超支，则需要其批准经费的来源。
德国国会是德意志帝国代表大会中最民主的集会形式，而不同的联邦州则仍然保留多种形式的有限特许权，这两点事实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僵局。民主议会的出发点是影响间接税收的水平，并支付主要的军费开支；而另外那些专门议会则为了百姓的福祉，要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了削弱自由主义的影响，俾斯麦决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引入男性普选权制度，因为通常假定“选举资格线下9/10的人皆是保守主义者”，但实际上该决定有利于信奉天主教和社会主义的党派。他们通过批评德国财政政策——如要求特殊对待南德农民和小本生意人，痛斥针对工薪阶级消费者的重复课税——来不断积累政治资本。因此，政府本意是希望增加国防开支，但却发现最后隐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迎合公众的国家政府带来的灾难，一边是国会最受欢迎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俾斯麦和其继任者们在削弱“反帝国”势力、加强“支持国家”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影响力的策略设计上别出心裁。即便假设“国家行动”能够唤醒爱国主义情感并转移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但这也意味着要支持海军建设和殖民地扩张，就要直接加入选举砝码（如税收回扣、社会保险），这也就需要更多的财力支持。随之而来的关于扩大支出的讨论并没有巩固政府的地位，反而突出了中央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关键地位，并以此证明社会民主党竞选口号的可靠性，而增加税收的决策则分裂而不是统一了“政府”政党。这便是所谓“政治大联合”所带来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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