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试图以科幻文学形式对战争进行批判的人是H·G·韦尔斯。在他1916年的作品《看透一切的布瑞特林先生》（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中，他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过去为何而战？我们现在又为何而战？有人知道吗？”两年后韦尔斯说，这场战争已经沦落到仅仅是“无畏、丑恶的拼命和浪费”。两位女作家阿格尼斯·汉密尔顿和罗丝·阿拉提妮分别在1916年和1918年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她们的反战意图。D·H·劳伦斯在1916~1917年针砭时弊，指出了战争的“暴力、不公和毁灭性”，并预言“枪林弹雨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这场战争已经“碾碎了正逐步成长壮大的欧洲文明”。
甚至有许多媒体人和宣传家在战后都改弦更张。不同于战时报道，前战地记者菲利普·吉布斯在其1920年出版的《战争的真面目》（The Realities of War）一书中写道：
当人们流血牺牲，当投机者伺机牟利，当愤怒的火焰通过动员晚宴以及宣传演讲被疯狂煽动，我们的童年便注定充满杀戮和血腥……现代文明在燎原战火中毁于一旦……只因为被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媒体点燃了仇恨之火，这些同样进行虔诚祷告、同样向往美好人生、平日素无恩怨的人们之间竟展开着一场惨烈的屠杀。德国的士兵痛骂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军国主义。英国的士兵……回视他们的阵地，幡然醒悟……原来，秘密外交将下层贫苦百姓的生命玩弄于股掌之上，将他们强行置于战争的阴霾之下；原来，那些表面上痛恨德国军国主义的统治者……仅出于击败对手的野心；原来，人们可以变得如此愚蠢，去憧憬那场如同光荣的冒险一般的战争……
幡然醒悟的人不止吉布斯一人。在哈罗德·贝格比眼中，战争已然成为“屠夫的屠宰场，丧心病狂的杀戮和残虐，肮脏的狂暴者的狂欢，是世人未曾经历过的悲剧”。
如塞缪尔·海因斯所示，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虚构文学中，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队列之末》（Parade’s End）中的主角克里斯托弗·蒂金斯正是由于国内阴谋家的背叛而颓废、堕落的英国精英阶层的一个缩影。弗吉尼娅·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一书中描述了另一类战争受害者：自杀的退伍士兵塞普蒂默斯·史密斯成为那些“陡然如释重负”的人的典型。在那些心灰意冷的人眼里，战争已然让世界失去了理智。
让人震惊的是战后的阴郁氛围已弥漫整个知识界。就连诸如约翰·巴肯——他的战时著作《绿斗篷》（Greenmantle，1924）成为“沙漠枭雄”神话的先驱——这样咄咄逼人的激进作家都无法幸免于难。在他的《俘虏王子》（A Prince of the Captivity，1933）一书中，那位奉行禁欲主义的主角——战争英雄亚当·梅尔福特努力在战后那个更为密不可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为其强迫症一般的自我牺牲的勇气寻找用武之地。然而这次，巴肯不得不说服自己，这场战争不会这么简单。就连那些没有亲自上过战场的年轻作家也加入到批判大军。刘易斯·格拉西·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1932~1934）中的关键事件便是对女英雄克丽丝擅离职守的丈夫尤恩的处决。C·F·福雷斯特的《将军》（The General，1936）极力向人们灌输愚蠢至极的英国指挥官的刻板印象。
然而事实证明，退役士兵的证词（虽然它们常常是半虚构的）总归要比那些虚构的文学作品更有影响力。英国老兵A·P·赫伯特的《秘密战役》（The Secret Battle，1919）便是早期最成功的小说之一。该小说基于海军上尉埃德温·戴特因懦弱罪而被处决的真实事件展开；它试图向人们揭示，那位“哈里·彭罗斯”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小伙子，只不过长期受到战场环境的影响，以致最后精神崩溃、行为失常。1922年，《卫报》主编、退伍兵C·E·蒙塔古出版了他颇具争议的回忆录《觉醒》（Disenchantment），这本书可以说拥有战后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影响力。“在那些年轻人的眼中——那些人曾目睹堑壕里满是被毒气杀死的人，目睹在贝蒂纳妓院门口排队等候的战友——战役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蒙塔古写道。他将这场战争用一句至今还颇能赢得共鸣的话来总结：“雄狮们自认为它们已经发现驴子了。”
蒙塔古于1926年发表的小说《不公正的审判》（Rough Justice）标志着战争小说的兴盛——之前的十几年仿佛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越发通俗易懂，同时也更具有表现力。T·E·劳伦斯于1926年私下出版了《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但直到第二年，这部著作才被编辑加工，由此诞生了其节本《沙漠革命记》（Revolt in the Desert）。同样在1926年，赫伯特·里德的《大撤退》（In Retreat）出版。这之后，一大批后起之秀崛起，包括1927年的马克斯·普洛曼、R·H·莫特拉姆，1928年的布伦登、萨松和E·E·卡明斯，1929年的理查德·奥尔丁顿、查理斯·埃德蒙兹、弗里德里克·曼宁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萨松、曼宁、亨利·威廉森、理查德·布莱克以及利亚姆·奥弗莱厄蒂等人更是在1930年大放异彩。我们很容易在上述这些类型的书中找到类似于萨松那句尖锐的讽刺——“战争即为一场欺骗了我、欺骗了一代人的肮脏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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