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松的谴责同样能够在其他国家找到共鸣。亨利·巴比塞的《火线》（Le Feu，1916）——截至战争结束，该书达到了30万册的好销量——揭示了法国人对西线战事的反感心理，能够超越它的只有亨利的政敌路易斯–费迪南德·赛林的作品《暗夜旅程》（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1932）了。1936年，罗杰·马丁·杜·加尔出版了《1914年夏》（The Summer of 1914），这本书成为其长篇巨著——《蒂博一家》（The Thibaults）（书中，主人公雅克·蒂博由于1914年8月在法国和德国军队中散发反战题材的印刷品而被杀）精彩的收尾卷。这本书问世后，作者曾致信一位朋友：“任何事都胜过战争！任何事！……任何磨难、任何奴役，都无法与战争相比……”
所有关于反战题材的小说中，最著名的当属德国人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该书拥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出版后遭到疯抢。但雷马克并不是魏玛时期德国唯一的反战作家。早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路德维希·雷恩的作品《战争》（Krieg）、奥地利作家安德里亚斯·拉茨科的《战争中的人》（People at War，1917）以及阿诺德·茨威格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1928）就都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在维也纳，人们将那些充满智慧的批判写入剧本并搬上舞台，如克劳斯1915年开始动笔、直到1922年5月才完成并出版的《人类的最后时光》（Last Days of Mankind）。美国人同样热衷于回忆、反省这场战争。对于美军飞行员埃利奥特·怀特·斯普林斯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一场浪费人们精力的荒诞不经的喜剧”。
人们同样用画笔来描摹这场罪恶战争的可怕场景。保罗·纳什试图通过其笔下怪异、泥泞的景象——如《梅嫩街》（The Menin Road，1919）——来“收回那些推动战争的命令，并摧毁发号施令者的邪恶的灵魂”。马克斯·贝克曼决定放弃虽然短暂却让他身心都饱受摧残的戎马生涯，转而成为一名艺术家。这一转折以他那些刻画受伤战友的作品为标志，这些画作在风格上类似于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国“伪画家”。乔治·格罗斯的作品与他作为一名志愿军的特殊经历不无关联（最后他本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风格怪诞的卡通作品《信仰治疗师》（The Faith Healers，1918）讲述了一位军医把白骨当成现役军人的荒谬事。从今天看来，那些灵感来源于战争的前卫画作仍发人深省。还有什么能比乔治·勒鲁的《地狱》（Hell，1917~1918）更让人对战争心生厌恶（该作品刻画了在泥土、浑水和浓烟中戴着防毒面具的法国士兵和时隐时现的尸体）？还有什么能比马克斯·斯莱福格特的《母亲》（The Mothers）更让人悲恸欲绝呢（作品中，无数的女人俯身在一个无边无际、满是尸体的堑壕边高声恸哭）？
英国近代虚构文学中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最能够体现这场战争的罪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帕特·巴克1990年的三部曲：《再生》（Regeneration）、《门里的眼睛》（The Eye in the Door）和《幽灵之路》（The Ghost Road）。实际上，巴克试图通过塑造一个双性恋、出身贫寒而又愤世嫉俗的虚构形象——比利·普赖尔，将萨松的作品，如《舍斯顿的进步》（Sherston’s Progress），以及心理学家W·H·里弗斯的作品以符合现代读者要求的语言重新予以解读。在萨松的原著中，出于作者本人的顾虑以及当时严格的审查制度，对“性”这个话题是避而不谈的。但在比利·普赖尔那里，“性”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重读不符合时代特征，但它着实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它并没有直接表现比利对战争的厌恶，但其实他对战争的厌恶要比对自身的不满更胜一筹。
通过在《幽灵之路》这本书中对4位军官（其中一位便是威尔弗雷德·欧文）在战斗间歇进行的辩论的描写，巴克清楚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战争的态度。一位名叫波茨的曼彻斯特的大学生首先发言。他赞同费边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为投机者的老巢锦上添花”。“出身传统军队世家、接受贵族教育却培养出鲁莽性格”的哈利特反驳道：“我们是为祖国的合法利益而战的。我们要打破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我们在为一个独立的法兰西共和国而战……因此，这场战争终归是合理的。”性格更为冷静的比利听到他们的说辞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不过是黄口小儿之言。”很显然，比利的认识更为客观：任何合理的自我辩解都已荡然无存，它已经退化为永不停止的系统。无人从中受益，无人被其操纵，也无人知晓如何给它画上一个休止符。哈利特最终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在他痛苦的弥留之际（他的脸大部分被子弹打烂了），他最后说的话可称得上是上述辩论的总结。大家在他含糊的话语中只听懂了一句话——“不值得”。就像是要把这句话牢牢铭记似的，病房里的其他病人都加入进来，反复温习着那句“不值得”，那“嘤嘤嗡嗡的叨念不是对悼念死者的恸哭的抗议，反倒像是和弦一样”。伊文·里弗斯，这位劝说萨松、欧文和普赖尔重返战场的仁兄（其中两个人后来在战场上牺牲），这时也备受激励，加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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