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社会主义者阵营的反战者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在德国，1914年秋成立的“新祖国联盟”接过了衰落的“和平主义者社会组织”的接力棒。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同样参与了位于中立地区的泛欧罗巴中心组织，呼吁持久和平。在英国，1914年7月，新成立了两个反对英国参与战争的集团：由诺曼·安杰尔等人组织的英国中立联盟，以及成员中包括J·A·霍布森的英国中立委员会。后者于8月3日公开了一封信，该信将德国描述成“处于敌对的环境中，拥有高度文明”，与英国“同宗同族”。之后，“停战委员会”和“非征兵集团”相继诞生。众所周知，乔治·萧伯纳以其独特的方式呼吁反战的原因，与这些（广义上说的）激进组织所宣传的内容大同小异。
在反战方式上有所区别的，是那些稍显自负的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利顿·斯特雷奇、邓肯·格兰特、戴维·加尼特、杰拉尔德·肖夫、E·M·福斯特以及弗吉尼娅·伍尔夫的兄弟阿德里安·斯蒂芬——几乎所有的布卢姆斯伯里名人都是认真负责的反对者（但只有肖夫一人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或许他们自命不凡的文学观点能够在格兰特写给其父亲的信中得到最佳总结：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一场伟大的欧洲战争。对一个开化文明的民族来说，那样做简直是彻底丢失理智的表现……我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是大批大批的外国人，而是暗藏于国内和国外的小股势力；我们的朋友是那些拥有真实想法的人，不管他们从哪里来。我仍旧在思考，并且认为发动战争完全是疯狂和愚蠢的行为。
在克莱夫·贝尔和奥托兰·莫雷尔眼中，战争是“文明的终结”，它能够将“我们的余生变成一团糟粕”：贝尔的文章《即刻平静》简明（却相当精辟）地指出，战争将使人们的幸福感降低：“我们用劳动换来的却是糟糕的食物、更短的假期、狭小的房间、缩水的愉悦。简而言之，我们获得的幸福和安康与之前相比，大打折扣。”
在欧洲的一些大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反战论点。在维也纳，大众的爱国情绪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疯长之后，西格蒙德·弗罗伊德向这种“因为允许自己做出如此暴力的动作和罪行，而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蒙羞”的“敌对状态”发起猛攻。在柏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战争生物学》（The Biology of War）的作者、内科医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古拉都曾签署了《告全体欧洲人民宣言》，该宣言是对93名学者联名签署的夸大战争的标语“致文明的世界”的有力还击（见第八章）。马尔堡法学教授沃尔特·许金是德国卓越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国际关系体系需要建立在法律和仲裁的基础上，而非军事冲突。在巴黎，音乐理论家罗曼·罗兰谴责战争为“人类文明的崩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对人类手足情谊的美好愿望的践踏”。剑桥大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加入了民主力量联盟和非征兵集团，他认为，格雷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这场战争就是由实行绥靖政策失败所引发的。罗素因此在剑桥受到孤立，他加入民主力量联盟的行为也使得三一学院将他拒之门外。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战争狂热并非是主流情感。J·J·汤姆森教授是1914年公开指摘英国介入战争的人之一，历史学家F·J·福克斯–杰克逊也签署了8月1日的学者抗议声明。另外一位公开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的罪行”的历史学家（但已不在剑桥供职）是G·M·特里维廉。有些导师从心底里便是激进的反德主义者，如三一学院的亨利·杰克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或许是剑桥人更为典型的代表，他痛苦地打着高尔夫球，来转移自己对这场“可怕的战争”的恐惧。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雷厄姆·沃拉斯是英国中立委员会的会员。但是，很多早期反对介入战争的人——包括沃拉斯和乔治·特里维廉——在8月4日之后都变了主意。在8月13日的一封信中，特里维廉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当下一切痛苦的努力都是为了从德国容克手中拯救英国、比利时和法国，让我们精致的岛国文化不至于就此瓦解”。但这离拥有一腔战争热情还相差甚远，它只是表现出其对比利时问题的呼吁，对象则是针对持有19世纪传统自由观点的人。
相比较而言，更为保守的牛津大学所表达的反战情感则不如以上的人物和事件那么知名。两位曾经签署过《反对对德作战的学者声明》的导师在8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将德国视为一个引领艺术和科学潮流的国家，我们从德国学者那里汲取营养。因为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利益而让战争降临到这个国度，着实是反文明的罪过……我们强烈抗议自己也卷入这个旋涡，也抗议与一个跟我们在种族血缘和文化认同上都如此相近的国家反目成仇。
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副院长T·B·斯特朗对该观点也非常同意。他在1914年第一学期初发表的演讲中，将德国描述成“欧洲国家中与我们有着最为密切关系的国家”。《牛津杂志》向在战争中死去的德裔牛津校友表示哀悼；1915年1月，该杂志还刊发了库尔特·汉恩——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一封信，指责格雷的战争外交政策。事实上，牛津历史学家在反德宣传（见下章）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学生杂志《校队》中也出现了越发激进的反德论调。过百人联名签署了一封信，信中抨击了该杂志为德语教授H·G·菲德勒带来的烦恼（特别是号召联合抵制德语考试的行为）。副校长于1916年宣称，牛津大学从今以后“将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而不再尝试向体系中引进德国教学方法和其刻板的模式……”，但他的发言却成为一种讽刺。实际上，正是战争期间，哲学博士学位才被引入牛津大学，这正是对德国研究生系统的刻意效仿。直到1916年3月，罗兹奖学金的代理人一直没有屈服压力而终止向德国学生颁发奖学金。三一学院研究员H·斯图尔特·琼斯在其发表在某北方报纸上的一封信中，极佳地演绎了这种“比起愤怒，更多是哀叹”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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