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战立场，既不趋同于诺曼·安杰尔，也不参与到其他人的行列；安杰尔告诉我们，德国因为担心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会出现麻烦，所以在之前的危机中对激起敌对状态的行为加以限制，并预计如果攫取了鹿特丹、安特卫普和敦刻尔克，它将从进攻中抽身而退，因为它将在管理其征服国家的人口上遇到困难，我们对这样愚蠢的说辞真是哭笑不得。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对战争期间所做出的努力予以支持的“左倾”自由党人并没有走向狂热，而是表现出与此相反的状态。威廉·贝弗里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自始至终都在为英国的战时经济殚精竭虑；但是私下里，两人都认为战争是个错误。贝弗里奇于8月3日告知其老母：
尽管看起来有必要尽到我们的义务……但是与法国和俄国一起向德国开战，完全与我的个人意志相背。如果我们非要加入这场战争，我只能希望，我们要理解，德国人也要理解，我们之间并非存在深仇大恨，我们总归是希望这一切早点儿结束，早日恢复和平。
两周后他又绝望地写道：“我憎恶我的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所做的一切都将陷入军国主义的泥淖。”
凯恩斯曾试图劝阻其兄弟杰弗里及其匈牙利朋友费伦茨不要参军，但未果。当得知他的朋友弗雷迪·哈德曼于1914年10月底战死沙场时，他给邓肯·格兰特写了一封信：“我痛苦万分，无论如何，战争早就该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了。他的死讯让我无法承受。”后来，他的另一位剑桥好友鲁珀特·布鲁克以及费伦茨也相继离世，这更使他悲痛欲绝。1916年2月，由于他在财政部“担任国家要职”，本可以自动免除战争兵役，但他还是以强烈反对战争兵役为由，正式提交了豁免申请。1月4日，他对奥托兰·莫雷尔说，他希望能够发生“全面罢工和一场真正的起义……给那些激怒并羞辱我们的嗜血成性的人以教训”。1917年12月，他又对邓肯·格兰特说：“我为一个我深感鄙夷的政府工作，这无疑是在犯罪。”
就连那些曾经志愿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人，都开始对战争政策加以批判。那位传奇的战争狂热者，曾身为布道者、中学教师和诗人的鲁珀特·布鲁克于8月3日悲叹道：“一切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进行着。我一心想让德国把俄国碾成碎片，然后法国再将德国拿下……但仿佛事与愿违，我担心德国会先击垮法国，然后被俄国横扫……普鲁士简直是魔鬼撒旦。但是俄国则更象征着欧洲和文明的末日。我认为将来的世界必是‘斯拉夫’的天下，举目尽是暴虐和专制的荒唐和疯狂。”政府的官员们同样对英国东部这位邻居持有矛盾心理。“我竭力反对继续这场拖垮德国、让俄国渔翁得利的战争。”劳合·乔治在8月11日寄给其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只是要教训一下容克贵族，而不是德国人民。我可不想出于这个目的，让我的子民去送死。”
人们可能会认为，以上观点只是出于人数上占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观点。然而，从1914年英国报纸上搜集的证据来看（特别是信件专栏），有许多头脑冷静的人也持类似的观点。1914年8月3日，一位名叫A·辛普森的先生在《约克郡邮报》写道：
看看现在的英国和德国。我们两国之间不应该发生战争，我们的商业、思想和宗教上的联系既紧密又真实，以至于不允许此类事情的发生……德国人天资聪颖、道德约束力强、实力雄厚。欧洲即使团结起来，也无法阻止德国成为更加强大的国家。纵使它在今年或者明年（抑或任何时间）被英国、俄国和法国打败了，它同样会卧薪尝胆、厚积薄发、意志坚定……直到东山再起；而欧洲的将来，将属于德国人……俄国则代表了蛮力，让它来掌管欧洲霸权实为一种人类理想的逆行。
纽马基特圣玛丽教区的一位牧师同样拥有这种“恐俄症”，他说道，“俄国政府是世界上最为恐怖可憎和野蛮残暴的政府。”8月5日，《卫报》刊登了C·R·巴克斯顿的一封信。该信鼓励“自由党人拿出他们的原则和尊严来，保守党媒体正试图让我们陷入战争的泥潭，尽管我们对这场战争并不关心”，但一切为时已晚。
究竟应该多么严肃地处理这些反对战争的声音呢（无疑，这只是一个渺小的群体）？实际上，政府已经很严肃地在看待这个问题了。在普鲁士政权的统治下，1851年的戒严令（该法令适用于除巴伐利亚以外的德国全境，从战争伊始便开始生效）使德国许多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都有计划地受到了迫害。战前和平团体的内刊被封杀，其领袖路德维希·克维德也被禁止参与“今后一切劝诱改宗的活动”。新祖国联盟也在1915年受到来自审查制度的控制，并于1916年被彻底认定为非法组织。许金的言论也被有效钳制，当局不允许他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英国，那些在战前负责反间谍活动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其职责范围被扩大，将国内的反战者也包括在内。邮政体系的检察制度最初被引入是为了鉴别德国间谍的身份，现在也开始搜集那些可能与敌人相勾结的英国公民，它列出的名单上包括多达3.5万个名字；之后又有3.8万人“因有可疑行为或与敌对组织有联系而成为嫌疑对象”，5246人因有“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等”倾向而受到注意。除了独立工党以外，反战争委员会和非征兵集团都受到官方调查。领土防御法（DORA）的设置不仅使诸如马克斯顿的独立工党领袖遭到囚禁，还让一些在伦理和宗教、而非政治上对战争表示质疑的人锒铛入狱。例如1915年12月，两名男子因为印刷传单（上面含有基于《登山训众》的基督教战争教条）而遭到6个月的监禁。伯特兰·罗素于1916年6月被起诉，原因是散发反征兵的小册子，他在1918年因为“侮辱我们的一个同盟国”而最终入狱。整个战争最让人震惊的一幕是，34名英国人因为拒服兵役而被移送法国，当庭审讯后被判处死刑，后来在罗素等人的抗议声中，死刑改成了苦役。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唯一的原因是，它们根本没有拒服兵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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