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媒体之战
文字之战
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国诗人、小说家让·科克托在巴黎买了一份《费加罗报》，却发现自己支付了标价的双倍价钱，报纸的内容也已经过期了两年之久。当他忍不住开始抱怨时，摊主发话了：“尊敬的先生，让我来告诉您原因：这个领域的战争还没结束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是第一场媒介大战。当然，之前的报纸也报道过战争。有时，媒体的报道能够引领战争的走向，如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人们还记得《泰晤士报》对将军们1854年12月包围塞瓦斯托波尔的指摘，自由党媒体对南非战争的批评，以及德国天主教媒体对比洛处理西南非洲赫勒娄人起义方式的不满。但直到1914年，大众媒体才真正成为战争的武器，它们本身也是造成战争爆发的另一个原因。实际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为大胆的假设认为，是媒体引发了战争，因为有了它们，政府的宣传渠道才得以打通。
在这方面，并非所有政府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有人认为，协约国出色的宣传是导致同盟国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如今，言论即战场。”鲁登道夫称，“言论得当，便奠定胜局；言论不当，则丢掉战争。”在他和兴登堡的回忆录中，两人都将宣传视为造成其军队在1918年“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我们如同被蟒蛇催眠的兔子一般神情恍惚。”鲁登道夫写道，“在那些中立国家作战时，我们的士气像遭到封锁一样陷入了困境。”德国的战后分析特别关注了诺思克利夫勋爵所起的作用：这位哈姆斯沃斯家族中的长兄，于1914年建立起了英国最大的报业集团。战前，诺思克利夫就已经被自由党人所不齿；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又因为针对德国士兵的宣传从而招致了德国人的厌恶。一封1912年写给他的公开信中说道：
从本质上来看，德国的宣传是学者、知情议员和教授们的宣传。然而这些坦率而不谙世事的人们该如何应对那些像您一样的新闻界的魔鬼、麻痹大众的行家呢？德国的宣传，且不说它的好与坏，至少是讲道理、有智慧、凭良心的……这些摆事实讲道理的枯燥的东西如何与那些俗丽的逸事、宣扬仇恨的魅力，还有您为我们呈现的那些粗浅的感性认识相媲美……德国人踏踏实实，我行我素，不肯屈尊流于您的层次。
和平主义者诺曼·安杰尔对该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英国战时的报纸“更像受到卑鄙的人操纵的工具，就连俾斯麦都不会这样做”。但是对希特勒来说，诺思克利夫的战争宣传反而是“出自最让人受启发的天才之手”。“我个人从敌人的宣传手段中受益匪浅。”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称。纳粹宣传家欧根·哈达莫夫斯基在其《宣传与国家实力》（Propaganda and National Power，1913）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民并非是在战场上被击垮的，它败就败在文字战。”第三帝国进行了数项研究，以更充实的细节发展了该论点，并试图找出意大利是如何在宣传力量的影响下选择支持协约国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宣传是失败的，犹太或社会主义媒体正在系统地暗中破坏和削弱德国的士气：早期利用媒介放“暗箭”的人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曾对《柏林日报》进行攻击。
毫无疑问，那些热衷于联合宣传的人对媒体甚是欢迎。“如果人们知道真相，”劳合·乔治于1917年12月的困难时期向《曼彻斯特卫报》的C·P·斯科特说，“那么战争明天就会结束。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也不会知道。驻外记者不会报道真相，审查制度也不会容许真相被公之于世。”在英国的宣传中起到突出作用的小说家约翰·巴肯非常赞同。“考虑到英国目前的情况，”他于1917年说，“如果没有报纸，那么战争将不会超过一个月。”比弗布鲁克声称，他在任职情报大臣时制作的那些新闻短片是“1918年夏最黑暗的时日里，维持士兵士气的决定性因素”。诺思克利夫甚至进一步强调，“优秀的宣传可能使战争缩短一年，这意味着节省百万英镑，至少能挽救百万条生命。”实际上，这位宣传家的愿望并非那么高尚。用A·R·布坎南的话来说，“那些悲观的犬儒主义者可能会说，当爱国者在前线作战并为国捐躯时，其他人却蜷缩在安全的后方，将实情隐瞒或杜撰。”但是那些在战争时期经营着英国媒体的人所做出的无私牺牲，则继续被广泛认为是值得的（或至少是有效果的）。
那些报刊经营者中，有许多人在战时被授予了官职。1917年5月，受到劳合·乔治的委托，诺思克利夫来到美国完成一项特殊任务；1918年2月，他担任敌国宣传主管一职。他的弟弟1916年被任命为皇家陆军服装部总理事，一年后，又成为交通大臣。加拿大商人兼保守党议员马克斯·艾特肯爵士于1916年12月接管并控制了《每日快报》，同时管理兰开斯特公爵领地；1918年2月，他又担任了情报大臣一职。而这些加官晋爵的方式都大同小异，这些纷至沓来的荣誉也都似乎有着相同的目的。诺思克利夫1905年获得了贵族地位，1917年成为子爵；他的兄弟哈罗德1914年的身份是男爵，1919年成为罗瑟米尔子爵；1916年12月，艾特肯成为比弗布鲁克勋爵：他1911年被授以爵位，1916年1月已是准男爵；《观察家报》的所有者沃尔多夫·阿斯特1917年成为子爵；《世界新闻》的经营者乔治·里德尔1918年获得贵族头衔，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联合报业的亨利·达尔齐尔以及《星期日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的拥有者W·E·贝里身上。1916年，《每日纪事报》的编辑罗伯特·唐纳德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但是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一爵位。至少20家报刊的大佬获得爵士爵位。这正是劳合·乔治向这些“媒介贵族”忠实的付出表示感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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