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克利夫的典型手段之一，体现在他1916年12月对《每日邮报》编辑汤姆·克拉克的嘱咐中：“照一张劳合·乔治面带微笑的照片，并在下面加上标题‘即刻行动’；再挑选一张阿斯奎思最糟糕的照片，下面标注‘再等等看’。”在战争末期（特别是在让他自尊心膨胀的美国之行之后），诺思克利夫变得妄尊自大。“告诉长官，”
他于1917年秋对黑格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劳合·乔治胆敢做出任何违抗他旨意的事情，我立刻将他请出办公室。”1918年10月3日，他又对里德尔说：“我不打算动用我的报纸或通过我个人的影响力为一个新政府说话……除非有书面通知，并且我自觉认可该政府的人员构成。”
此外，在媒介相对“独裁”的影响下，政府经常被敦促采取更具有侵略性的战争行为。尽管在菲舍尔的曝光下，德国关于战争目的的讨论已经尽人皆知，但在英国以及其他参战国家中，类似的事情都在上演。在英国记者们所讨论和建议的战争目标中，最极端的甚至扬言要让德意志帝国分崩离析。比起他们的德国同事，其他要求——如消灭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似乎并没有那么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这些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成功。
昂扬与低沉的措辞
在很短的时间里，各种宣传内容就让读者流连忘返。在所有的交战国中，涌现了一大批被保罗·富塞尔称为“昂扬的措辞”的内容：一位普通朋友变成了“亲爱的战友”，一匹马变成了“战马”，对手也被雅称为“仇敌”。在《柏林暴行》（The Barbarism of Berlin）一书中，G·K·切斯特顿声称英国“在为信任和誓言而战……为了荣耀和回忆而战”。诗歌因成为抒发此种情感的有效工具而被人青睐。“面对敢于直面死亡的男子汉，死亡本身也败下阵来，”亨利·纽博尔特爵士在他的诗歌中如是吟咏道。“如果自由沉沦，谁将再起？”吉卜林在其《为了所有与所是》中痛心疾首地发问；“若英格兰存在，谁将灭亡？”这里面并没有关于战争的描写，即使是多么平淡无奇的事情也没有，但这种风格总能让他成功。就连在创作一部战争电影时，纽博尔特也仍然运用这种写作方式（“哦，鲜活的照片上却是死去的人；哦，悠扬的歌声却没有任何声音……”）。另一位守旧派诗人阿尔弗雷德·诺伊斯对那些格拉斯哥的军工厂女工做了如下描述：她们在“一窝闪亮的炮弹面前”，“恣意地宣泄着母性……这些炮弹正是为了保护她们亲爱的儿子们的血肉之躯而生产的”。吉尔伯特·默里试图为这些没头没脑的文字进行辩护：
那些浪漫而离奇的语言现在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用语……“与其羞耻地活着，不如光荣地死去”这句老话，以及那些我们认为非常适合现阶段情势的话语，如今已经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普遍真理。
对英国的宣传来说，比利时的中立问题是一张制胜王牌，但出牌人却将其使用得并不尽如人意。正如那些“文人学者们”指出的，英国之所以参战，是要“维护文明民族之间的公平正义的法令，并为小国家的权力进行辩护”。牛津的《红书》将遵守法度的英国与践踏规则的德国进行了对比。吉尔伯特·默里在其《战争为何永远是正确的？》一书中指出，“庄重的条约”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哈罗德·斯宾塞同样向那些犹豫不决的自由主义者保证，英国是为了履行条约才参战的，并且仅此一个目的。作家霍尔·凯恩出版了《国王艾伯特之书：献给比利时国王与其子民》（King Albert’s Book:A Tribute to the Belgian King and People）——这是“在受到玷污的小国的自由圣坛上签订的契约”。高尔斯华绥和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加入了用文字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进行猛烈抨击的人的行列。哈代甚至以该主题作了首诗——《流放比利时》，那些更为道貌岸然的英国国教教士之前也从未尝试过该主题的创作。议会征兵委员会同样义愤填膺：其海报“碎纸片”印上了1839年确立比利时独立地位的《伦敦条约》上的印章和签名。而与此相反的是，在英国，很少有人对以下这一策略性观点（1914年，这曾经是内阁中最为重要的议题，对那些在战前就憎恶德国的人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话题）进行宣传：一定要对比利时和法国进行保护，以防止德国在英吉利海峡海岸建立海军基地。
众所周知，协约国的宣传往往将德国部队入侵比利时对其人民施加的“暴行”加以夸张处理。战后，自由党和平主义者阿瑟·庞森比指出，《科隆时报》上的报道——《当安特卫普沦陷之后，教堂钟声响起》——是这样被协约国媒体扭曲的：
因为他们誓死都不肯为德国人敲响教堂的钟声，这些不幸的比利时牧师受到了野蛮的安特卫普入侵者的惩罚：他们的头颅被砍下，吊起来被当作活体钟锤。
但是，的确有些战前俄国人进行大屠杀的图片被重新拿出来作为德国在比利时行径的“图片说明”。《星期日纪事》就是其中一家宣称德国人砍掉比利时儿童的头颅的英国媒体，而威廉·鲁鸠更是兴致盎然地讲述着传说中德国人“嗜血成性、奸淫掳掠”的暴行，包括“残忍地侮辱和杀戮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和儿童”。另外一些作者更是在设想16岁少女在草地上“被迫饮酒”并被“轮奸”，之后她们的乳房“被刺刀削成片”。J·H·摩根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增加了一项“鸡奸幼童”的指控。1914~1918年，至少出现了11本关于这种消息的小册子，包括布赖斯勋爵的官方报告《德国被指控的暴行》（Report on Alleged German Atrocities，1915），惠灵顿楼保证将大部分作品进行翻译并引进别的国家。这些关于暴行的内容在国外市场受到欢迎。有些美国自由贷款的广告还采用了衣冠不整的比利时少女任由野蛮人践踏的图片，来诱使那些好色的储蓄者购买战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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