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
这些宣传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虽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但我们仍然可以试着做一下分析和判定。
检察制度或许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从记者们喋喋不休的抱怨中得以见出。它的确让大量的秘密得以保护，这一点连“二战”都相形见绌。无论戈培尔对媒体进行多严厉的管控，仍旧有许多覆盖全世界的私人电台存在。1914年10月，“大胆号”战舰在爱尔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尴尬消息并未在英国进行报道，日德兰战役的消息也是在它结束后才被公之于众。1917年，德国人并不清楚法国的兵变究竟发展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或许同样不知情的还有法国民众。
适当的宣传同样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些作品的确炙手可热。牛津大学的《红书》卖了5万本，其中只有3300本流向外交部作为对外宣传使用。截至1915年9月，牛津大学出版了87本书，印刷量达到50万册，以1~4便士的价格进行出售；它们销量甚佳，仅1915年1月时就卖出了30万册。约翰·梅斯菲尔德对索姆河战役的索然无味的描写——《旧防线》（The Old Front Line）在英国卖出了2万本，在美国也达到了将近4000本的销量。阿诺德·巴尼特的《英国战况》（Statement of the British Case）在英国卖了4600本；吉尔伯特·默里的《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同样销量可观。电影《为了祖国》风靡一时，截至1916年12月底，大约有高达900万观影者。据估计，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国家战争目的委员会出版过的所有出版物的读者群人数已逾百万。
另一方面，阿尔弗雷德·利特著名的基奇纳海报在当时达到的效果并未与其战后赢得的名声相匹配，电影《你！》（其目的如其名字）成为商业败笔。然而，那些对战争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却获得了不小的商业成就。萧伯纳的《战争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卖出了2.5万册；截至1916年年底，韦尔斯的《看透一切的布瑞特林先生》（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在市面上拥有13个版本，仅美国的版权费就为他赚得了2万英镑的收益。巴博斯的《火》也成为畅销书。
但人们对于诸如《索姆河战役》这样的电影的接受程度还有待商榷，甚至对该片是否能够被视为宣传手段这一问题本身的界定都不甚明了。在77分钟的影片时间里，至少13%的内容是死者和伤员的镜头；影片结尾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40%。标题同样让人触目惊心——“英国士兵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一位战友”。（但在到达堑壕20分钟之后，这名被救的士兵还是牺牲了。）然而这部电影却颇受欢迎。《电影周报》将其称为“最佳战争影像”。到1916年10月，全国共有逾2000家电影院购买了该影片，这一数量几乎占到了所有电影院的一半（总共为4500家），其总收益更是达到3万英镑。
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所观看的内容持赞成的态度。《泰晤士报》和《卫报》都曾收到过观众来信，谴责这种行为是“伤害人们的心灵，并且是对丧失亲友的人的神圣尊严的亵渎”（达勒姆的一位牧师如是说）。事情确实如此，因为许多观众都为战争的可怕和残酷抽泣痛哭。例如，根据外交官的报告，尼加拉瓜人对那些描写“侵略者们在烟雾弥漫的海上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镜头中时不时地还出现一个幸运儿的画面”的冗长片段感到厌倦不已，喀土穆的观众更想看到“死去的德国人和土耳其人”，而中国的电影观众则对缺乏实战镜头的电影感到反感。《索姆河战役》在海牙上映时，红十字会组织将其视为鼓励人们为反战联盟进行捐款的好时机。有人在纽约对巴肯说，“鉴于收到过多来信投诉该电影的血腥和残忍内容，并且考虑到征兵以及让民众向反战阵营靠拢的影响……我们呼吁对这些电影进行严格的审查。”仅此一举，便足以让我们对英国出色的战争宣传神话不免生疑。
相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德国在电影的宣传上更胜一筹。奥斯卡·迈斯特称，在德国及其盟国，有1800万观众收看他的新闻影片，中立国也有逾1200万的观众。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这个群体将非常庞大。德国与英国战争电影的最大差别是以戏剧形式胜过纪录形式：德国人制作了大量的浪漫与冒险电影，但英国电影中也有例外——《世界的核心》，但很明显，该片的导演是美国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质疑，诸如杰弗里·马林斯这样的英国电影制片人认为在电影镜头中呈现“可怕的裸尸”会坚定公众信念的观点是否正确。
或许能够衡量协约国在其他国家进行宣传的成功尺度的，便是它们从德方那里诱出的反驳证据的数目。德国驻外事务处中央局专门编写了一本全面的白皮书，否认关于德国士兵暴行的言论。那些关于战争暴行的报道同样使一些德国民众心神不宁。汉堡的艺术历史学家阿比·沃伯格在战争进行的大部分时间里孜孜不倦地从报纸上搜集证据来反驳这些指控。宣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对中立的观点进行控制还不得而知。业已明确的事情是，比如美国下决心插手战争等事件，并不是受协约国宣传影响而发生的，这甚至连次要原因都算不上。此外，双方都一掷千金，试图买通意大利和希腊这样的国家的媒体，使之成为自己的喉舌。至今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德国的联合宣传对其舆论的影响力度：如果可以在1918年11月，从一些德国士兵（更准确地说是海军）的行为那里得到些许结论的话，那么人们会发现，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是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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