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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98)

  表9–5 战时平均年贸易逆差比率表

  资料来源:Eichengreen,Golden Fetters,pp.82f.

  龟与兔

  让人不解的是,抛开曾面对着协约国在战争期间所享有的巨大优势,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总是偏向于对德国战时经济的体制缺陷耿耿于怀。尽管经济实力的差距可能已经足够成为同盟国输掉战争的理由,但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对德国政府的失误加以指摘。

  普遍认同的一点是,德国人在经济动员上比其对手显得更为慌乱无序。但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比起德国的敌人英国,德国的商人和政客在思想上更为倾向于接受经济领域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事实上,之后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将德国的战时经济描述成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共同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落后可以归咎于这些理念。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实际上,德国并不高明的官僚主义以及缺乏现实主义的军事首领着实将其战时经济实力逐渐耗损,典型代表为兴登堡计划中粗鄙而失败的经济干预政策。

  英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对与上述概念互补的观点进行宣传。实际上,英国加入战争出于十分天真目的,“照常营业”这个短语可以说明这一点(由H·E·摩根提出,之后演变成哈罗德的广告语)。与其说这种态度源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不如说是因为所有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仅为传统的海战而已。物价并没有得到控制,出口和航运亦如此。但是1915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惊醒了梦中的英国人。在英雄人物劳合·乔治的带领下,按照他创造的军需部的组织原则行事,英国极佳地适应了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它唯一的过失是战争刚结束时便忘记了自己从这场战争中学到的东西。因此出现了一个让人愉快而又矛盾的事实:外行者英国在经过一番探求、摸索和犯错之后,却暂时战胜了德国行家。1916年6月,《格拉斯哥先驱报》自鸣得意地做了如下一番评价:

  在严格的制度体系和条约规章(诸如德国)之下,我们难以生存下去,而当这些限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自身也会崩溃……诚然,我们过于“敷衍了事”,但是举目环顾,有没有另外的国家能够像我们这样优秀并且最终做到极致呢?

  我们甚至也可以将法国的经济政策做如此描述。艾蒂安·克莱芒泰尔充当了劳合·乔治的角色,他稍后同样赋予商务部以组织效力。杰伊·温特认为,英国和法国都“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进行一场独特的、并没有提前进行规划的尝试”,而这种尝试“相对来说是成功的”:

  对英国来说,参战的日子从来都不是“做生意”的日子。也就是说,战争物资的生产被限定在一个框架内,该框架将国家的利益凌驾于“企业主”的利益之上……对大部分英国民众来说……处于战时状态的国家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即向军人和平民运送物资的方面。

  与此相反的是,德国采取了一种“社团主义”的体制:

  这种体制将经济的管理移交给混乱的官僚系统,大公司和军队从此被控制在这些人手中。这直接引发了混乱局面。劳动力长期短缺,而大公司的盈利却节节攀升……接踵而至的是逐渐加速的战时恶性通货膨胀、实际工资的锐减以及危机统治者自身的生存危机。德国的战时经济……是最早履行“军工一体”政策的案例,同样也是最不成功的。在德国经济危机时采用“社团主义”的解决方式根本无法奏效……德国的领导人从未能够对战时经济进行有效的政治把控……因此,他们更无法指望平衡各竞争部门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事情的结果演变成普遍混乱。实际上,产业战的压力已经缓解了德国的情形,但仍有一些方面不容乐观……这些情况着实成为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温特进一步指出,“如果德国工人在1917年到1918年争取到与英国相当的实际收入水平,并且如果他们的家庭能够保持和英国家庭相一致的营养摄入量,那么战争的结果可能正好相反。”他认为(基于他在柏林的一项调查),德国人缺少“公民权利”:

  而在巴黎和伦敦,公民应得的权利使得当局不得不在平民和军人的基本物资需求和服务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均等分配。因此,社区团体在战争中保留了下来……而在柏林……一切都是军人至上。相应地,经济也必须完全为之服务,这严重地扭曲了后方的经济平衡。

  简而言之,协约国的体系更能够体现出“公平与高效”。

  这种情形与龟兔赛跑的故事极其相似,但归根结底,这终究是个“故事”。如果协约国的效率真比同盟国更高,或是在资源分配上更为合理,那么1914~1918年的这场战争在时间上将会被改写:或许1916年到1917年冬天——德国国内出现最糟糕的局面时,它就已经结束了。关于战时经济的文学作品完美地揭示了在没有比较研究基础上撰写国家历史的危险。一旦进行对比我们便可得知,关于“有缺陷的组织”的假设无异于极右势力和德国军事领导层在输掉战争后极力宣传的“背后中伤理论”的更为体面的说辞。单纯将罪名从“十一月罪行”(针对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转移到德国战时领导人根本无法揭示问题的本质:德国人输就输在后方。正相反,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德国人明显比其西方对手在动员战时经济方面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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