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富国强兵的战国君主，对法术格外青睐。秦孝公与称说“霸道”的商鞅一拍即合，让他主持秦国变法；秦始皇对韩非之书是一见倾心，说是若能与此人同游，死而无憾：秦二世也自幼跟赵高习法。在这个朝廷上，儒生横遭“焚书坑儒”之祸，文法吏高踞帝国政坛。
汉初承秦政之酷和秦火之余，百物调零而百废待举。秦政是汉人所痛恨的，而道家“清静无为”之说，却给“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玄妙的论证，于是法家政治一变而为黄老政治。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法则，它能把万物自然地调节到适宜状态，人应该“无为”、应该“因循”于“道”，不能超越“道”的运化而强有所为。陆贾为刘邦做《新语》，倡言“夫道莫大于无为”，说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曹参信奉黄老，以“清静”方针治齐九年，做了王朝的丞相之后仍坚持“因循”方针。汉文帝和窦皇后都遵奉黄老之术。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种《老子》和《经法》等四篇黄老著作，也是黄老学说曾流行于世的反映。汉初承秦制但不用秦政，对秦之“亟役万民”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把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的转速降至最低，避免对社会的骚扰和破坏而让自然复苏。适应于“无为”方针，“重厚长者”类型的官员特受推重，这种官员的风貌跟“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的秦吏，大不相同了。
帝国走向全盛，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生开始源源进入朝廷。两千年中儒学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由此而确定。为什么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呢？首先儒家是传五经的，五经是古文化的核心成分，儒生也是公认的古文化代表和社会教育家，因此比起诸子百家来，儒术具有特别的文化优势。就连道家、法家、墨家等学者，自幼也得读儒家之书，因为那是社会的基本教科书。进而儒家倡言的仁、义、忠、孝，都是那个社会基本道义观念；只要活在那个社会，就不能不讲忠、不能不讲孝，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而儒术把仁、义、忠、孝理论化了。换言之，儒术虽没什么高深之处，却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之中。由此，儒术变成了一种可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法家的法术只是一种政治行政理论，黄老的道术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们都属于“君人南面之术”，即由统治者自己掌握的统治术，而不是那种可以用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换言之，皇帝可以拿它们来对付民众，却不能拿它们来争取民众。所以在显示和宣传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法术、道术只能让位于儒术。
汉儒参政后积极进取，通过批判秦政，来表达其政治理想。他们斥责秦帝任意扩展权势欲和享乐欲，申说君主的责任本是保障民生，要对社会太平和民众幸福负责；斥责秦法繁密严酷，申说礼乐教化才是理想社会的基石；斥责秦政的绝对专制、拒谏饰非，要求“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还斥责秦朝“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矛头直指法治的承担者——文法吏，强调只有儒生才能承担德政和教化。这些申说在后世大多变成老生常谈了，但在帝国初创期却意义重大。
统治者开始转变政治方针，甚至制度上也出现了相应变动，出现了“中国制度的儒家化”。汉文帝两次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礼贤下士”本是儒者的一贯主张。董仲舒根据经典中的“贡士”之义，呼吁建立郡国举贤之法。没多久，汉武帝就创立了孝廉察举制度。这种以“孝”选官之法，本是商鞅、韩非嗤之以鼻的，秦朝也没这种做法。察举制的明经、文学等科，显然都是面向儒生的。汉武帝创立太学以“厉贤才”，太学弟子最初50人，到西汉末增加到了万人以上。郡国各有学校，学生有数百的，有上千的。帝国官僚的成分与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卿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太学的博士，以及往往由士人担任的大夫、议郎，都有资格参与朝议，为大政献策。郡国设有明经、文学、议曹等官职，他们除传经外，也发挥着类似朝中博士、大夫、议郎的议论责任。此外王朝为太子聘请师傅，任以名儒，承担着培训一位儒家式贤主的责任。
孔子被尊为“素王”，儒学被奉为政治的指南。皇帝表示他们将实行“仁政”、“为民父母”，把民众福利作为决策的参考。“以经义断事”的做法出现了，皇帝诏书、公卿奏议无不引经据典，甚至以“《春秋》决狱”，用经学家对《春秋》这部史书的解释去判案决狱。可见除法律之外，经义也成了政治规范。儒生官僚发挥着据道谏君的功能，贤良对策、下诏求言、吏民上书以及臣工的廷诤面折，都成了经常现象，而这在文法吏充斥的秦廷是看不到的。清人赵翼曾感叹汉人“上书无忌讳”和“汉诏多惧词”，士人上言往往肆直无忌；而君主诏书中又常有“朕甚自愧”、“朕以无德”、“是皆朕之不明”一类谦词。士人规谏形式的政治批评，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机制。后代还设置了专职的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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