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民众“苦秦久矣”，趁天下反秦，而纷纷攻杀他们所痛恨的秦之长吏。汉儒担任的地方官就不同了，他们不仅为民兴利，还倡导礼义、表彰儒生，甚至言传身教。胶东相吴祐遇到百姓相争不下打官司，总是首先闭门责备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然后才去听讼；太守许荆遇到兄弟争财之案，便以自己的教化不行，请求廷尉把自己下狱，两兄弟深深感动了，幡然悔悟了。余英时先生曾列举了众多实例，来说明儒生官僚是如何“先富后教”、同时承担起“吏”与“师”的双重责任的。在帝国行政组织和广大落后乡区之间，儒家的“礼教”，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整合功能。
按照现代社会学的观点，官僚应是具备法律、财务和文书知识的专业文官。法家所设想和秦政所倚重的文法吏，很接近于这种专业文官。然而儒家的“君子治国论”，却把拥有古典修养的士人看成是治国的首选，他们发挥着大不同于文吏的特殊功能。文吏与皇帝的结合，所造成的是刚性的专制皇权；而“士大夫政治”却塑造了另一种富有弹性的专制皇权，学者或称“儒家专制”或“父家长专制”。这是最能体现中国政治独特性的地方。
二、“奉天法古”与王莽改制
战国法家从“设身处地”的立场，来规划国家的兵刑钱谷事务，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其“法治”体现了一种“理性行政”精神。战国儒生就不同了，他们是文化人、思想家，自可驰骋思绪，想象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其对国家行政的理解，远不如法家深刻。汉儒的政治浪漫主义，在西汉末掀起了一个“奉天法古”巨大浪潮，迎来了王莽的复古改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王莽变法则鹤立鸡群而不同凡响。它是汉代儒学的内在倾向性的一种极端化表现。
汉儒的大量参政，为帝国政治加入了新鲜因素，但“汉承秦制”，承秦而来的政治架构并未立即改变；汉家政治精神其实是“杂霸”，是“儒表法里”的。汉武帝在意识形态上独尊儒术，在帝国行政中却重用酷吏张汤、赵禹和杜周，他们都是法律专家。汉宣帝很喜欢读法家申不害的《君臣》篇，还公然声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表明帝国的“指导思想”并未最终定型，因为最高统治者明言“王道”并非至高无上，我们就是要参用“霸道”。
汉儒最初主要是齐鲁的一些民间学者，他们对帝国行政本来是相当生疏的。参政后，不少儒生在努力适应实际政治，使自己官僚化。另一些儒生则不相同，他们对承秦而来的各种制度，对承秦而来的崇奉法律、重用文吏的做法，都看不上眼，觉得汉政汉制与其宏大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进而提出了“奉天法古”的政治诉求。“奉天”反映了汉代儒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神道化”。“天”被说成是能赏善罚恶的主宰，能用符瑞或灾异来奖惩君主。这固然有以神权压皇权的意思，但也使得神秘因素得以干扰政治。汉儒还吸收阴阳家的说法，以五德终始、三统循环说解释王朝更代，每一“德”、每一统都要跟一整套礼仪制度相配合，改朝换代了就得“法古”，就要“改制”。改制主要是针对秦制的，秦政之失被认为是秦制之过：秦制不合古礼，儒生呼吁实行经典所记载古制，把现行的祭礼、音乐、服饰、官名、祭祀、井田、货币、历法、明堂等，照礼书上记载的样子都改过来。
儒生的改制要求，与儒者的来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儒”来源于商周司掌礼乐之官，所以他们特别重“礼”，而且将其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都寄托于和具体化于一大堆礼乐仪制之中。在此他们表现出一个很特别的思维方式：特定样式的礼制，不仅是文明的结晶，而且还是仁政的象征，以至太平的途径。有人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是这样回答的：用夏朝的历法，乘殷朝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乐舞采用韶舞，就是了！让古礼复兴了，自然就天下太平了。而且那些礼制大多是经过了主管编排的，具有形式上的整齐性。例如天子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祭祀冕服，是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等等。这种思维方式，可称“制度浪漫主义”和“制度唯美主义”。它是从象征意义而不是实用意义上思考制度的。
西汉文景之时，儒生就开始倡言“改制”了。汉武帝还真当事儿，太初年间改了一次，确定汉王朝为土德、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尚五，官印五字，等等，还改了许多官名。汉成帝时，何武倡议把丞相制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三公制，刺史也改称州牧。为什么这么改呢？因为经书说“天子三公”，“十有二牧”。符瑞灾异、图篆谶纬之说也，弥漫于社会。有个方士甘忠可和他的弟子夏贺良，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到了汉哀帝，居然就试了一次，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年号为“太初元将”。坚守“汉家法令故事”的法家文吏，基于理性行政精神，曾努力抵制儒生们盛称的“古制”；可随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再受命”和复古改制，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这改制思潮，在王莽变法中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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