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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与波谷_阎步克【完结】(28)

  东汉统治者既“爱好经术”又“尤任文法”,虽在儒术和礼制上继承了很多新莽的做法,甚至谶纬之学也依然盛行于世,但儒术中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以及谶纬对行政的非理性干扰,则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了。至于儒家的仁政、教化思想,并没被弃如敝屣,反倒更深入人心了。秦政和新政在文法和儒术是相互排斥而偏枯了一方,东汉政治则努力使二者各自在其“适宜”的方面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上崇奉儒术,而兵刑钱谷事务中不弃“吏化”,可见“王道”与“霸道”已相互调适,二者在更高的水平上结合起来了。

  汉代画像石上的传经讲学场景

  在政治思想层面,也发生了儒术与法术的融合。吕思勉、蒙文通先生都曾指出,中国思想文化在两汉间发生了一个转折,社会改造的宏大理想和对现实政治的整体性批判,是西汉儒学的特点,在东汉却不再为人所重。西汉儒生富于思想创造力和社会批判力,而东汉儒生却更具政治理性和现实感,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寻求退潮了。东汉学人反思王莽变法,这时候他们对汉政和王莽新政的态度,就大异于“新政”如日方中时扬雄的那种评价了。比如桓谭就认为秦政固不足取,但王莽“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也是致乱之道。王充对儒生、文吏之优劣做了出色辨析,指出“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的“轨德立化”与文吏的“优事理乱”“各有所宜”,一个都不能少。还有,东汉末社会也陷入危机,可此期士人对危机的回应,与西汉末的“奉天法古”思路却大不相同了:人们转而求助于法术、霸道。章太炎看到:“东京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用,而发愤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质言之,王莽失败的教训,使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了,承认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儒法之争,体现在选官用人和官僚成分上,也就是儒生、文吏之争。儒生最初只是一批传承礼乐诗书的民间学者,与文法吏相去甚远。入仕居官后,有些儒生不失学人本色,继续发挥“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也有很多人适应了官场,开始“官僚化”。既已居职从政,就必须面对兵刑钱谷的日常政务,由此才有望仕途通达。面对着刑德、治乱、藩国、边防、选官、赋税、盐铁等帝国大政,不少儒生做出了新的论述,尽管其中仍不无迂远之论,但比起先秦儒者来,毕竟其思考已大为具体化和现实化了,至少君主要求其见解必须具有可行性。很多儒生开始努力学习文法,从而开启了一个重要变迁——儒生“文吏化”的变迁。东汉王朝转向“吏化”,由此儒生的“文吏化”也显示了更大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如王充所说,士人们在粗通经术之后纷纷转习文法,成为时尚。“涉儒学,善律令”,“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之类经术、文法双修并重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兼授经术、法律的私学,也出现了。颖川郡有个经师荀季卿,以《春秋》、律令为教;还有个经师钟皓,以《诗》、《律》为教,门徒千余人。连马融、郑玄那样的经学大家,也同时研究法律。

  无独有偶,在儒生“文吏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文吏的“儒生化”趋势。儒学已是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了,文吏为求仕途发展而转习儒学的情况,在汉代也与日俱增。这样一来,儒生与文吏又在矛盾冲突中日益接近、彼此交融。汉魏之际的王粲《儒吏论》云:“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搢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尽管这描述富有文学笔调,却可以看成是对两汉四百年儒生文吏关系变迁的一个历史总结。这个“吏服训雅,儒通文法”的过程,造成了大量亦儒亦吏、非儒非吏的政治角色;进而一种以学者兼官僚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即“士大夫政治”,由此而奠定了基础。英语中“士大夫”被译做scholar-official(学者一官员)或scholar-bureaucrat(学者一官僚),也说明身兼二重角色的“士大夫”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

  第六章

  官吏的选任

  官僚组织由官职和官员构成,人员是配置在职位上的。一种看法认为,选官就是“为官择人”,即用合适的人员“填充”官职。但仅仅由此出发而展开的研究,不足以揭示传统选官的全部真相。因为“人员”也是一支官贵队伍,一个包含多种成分的统治集团。选官制也是社会各阶层的求仕者成为官贵的桥梁,也是调整统治集团成分、分配或争夺权势利益的手段。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选官制度概莫能外。选官制度变了,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就变了;反过来说,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变了,选官制度就会变。在选官制的变迁上,能看到很多东西——能看到选官程序由早期的散漫粗疏,而逐步规范化、复杂化;能看到德行、经术、法学、吏能等等标准,形成不同的考核方法;能由不同仕途、不同科目的分类取人,看到不同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还能看到政治思想的变化,像“孝廉”这样的科目得以设置,无疑出自儒家“以孝治天下”理念的直接影响。那么在选官变迁上,还能看到帝国意识形态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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