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肯定存在，只是其影响到底多大，可能会有不同的估量。一些豪右毫无朝廷名位。人们经常指责豪右“武断乡曲”，“武断乡曲”的意思就是“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这类豪右“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他们在乡里所施展的是非官方的权力。另一类则是拥有朝廷官位的权贵。光武帝度田时遭遇的抵制，一类来自“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另一类就是“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造成的，河南、南阳有很多近臣家族、皇亲国戚，地方官没人敢惹。
前一种非权贵的豪右，纯粹是“古老农村结构”所滋生的，其势力来自大地产和依附农；但单靠这个并不能获得正式权力，王朝选官制度没把大地产和依附农的数量作为任用资格。历史后期豪右称雄乡里的事情依然屡见不鲜，若中央集权足够强大，则他们只能屈服于官府驾驭。如果抠字眼儿的话，严格说这类豪右不算“世家”，因为“世家”一词指的是“世世有禄秩家”，有官有爵有禄有秩才能算“世家”呢。在讨论各类拥有社会权势的家族时，我们也将之叙为“世家”，只是为了讨论方便。后一种豪右就不同了，他们的朝廷禄位像是一架扩大器，让他们在乡里颐指气使的嗓音，音量倍增。这类豪右的权势，就不仅仅来自“古老的农村结构”了，也来自官僚政府。这样我们的视线，就得由“乡里”转向另一个场所——“官场”了。
二、官场与官族
在古老的农村结构形成的“乡里”场所之外，专制官僚政治提供另一个活动空间——“官场”。它构成了滋生“世家”的又一个场所，而且能不依赖乡里条件（大地产、强大宗族和众多依附农等）而独立形成“世家”。这类世家可称“官族”。这类“官族”有哪些类型呢？
外戚家族的煊赫在汉代特别突出。像西汉之吕氏、霍氏、王氏，东汉之窦氏、邓氏、阎氏、梁氏诸氏，都是一旦专权，则子弟亲党布列于朝廷。这是历史早期“家天下”传统的一种表现。此外功臣也能形成世家。西汉的军功阶层在汉武帝时衰败调零了，而东汉就不一样了，从龙的元勋中有不少人权势蝉联，甚至与王朝共始终。拿耿氏做例子：“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共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战国秦汉“世家”传统一度中断之后，外戚和功臣家族的延绵和显赫，首先就让我们看到了“世家”因素的又一轮而积累。
进而，新兴官吏中也逐渐积累着官族因素。这也有不同的情况。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官职常常子孙相袭。早在周代就是如此了，例如史官、贞人。汉初仍有这样的情况。张家山汉简《史律》中，就有“史、卜子年十七岁学”的规定，由此可知史与卜的儿子，满十七岁即有义务学习其父的技能，做“史学童”或“卜学童”。太史掌管着天文历算，需要高深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承做太史，爷俩儿并称“太史公”。又如汉代法律浩繁，法学也是很专门的学问，所以法官往往出自“律家”，即法学家族。颍川郭氏自郭弘以降，“数世皆传法律”，子孙中出了7位廷尉；还有不少担任刺史、侍御史、廷尉正监平的，这些官都是司法监察之职。又如沛国陈氏家族，也是“世典刑法”的律家。
作为官吏基本行政技能的“文法”，也有家世相传的情况。酷吏张汤，自幼就跟着做长安丞的父亲学“书狱”，于定国之父是县狱史、郡决曹，于定国“少学法于父”，后由来狱史、郡决曹仕至廷尉，当上了最高法官。这都是子承父业之例。除了朝廷，州郡县也不乏这样的“世吏”。一些学者拿“世仕州郡”的例子，证明“豪族大姓垄断郡县”。然而其中很多不过是“世吏”而已，他们未必有多高门望，不宜都看成名族著姓。像刘备，其父祖“世仕州郡”，但他幼年时父亲就死了，跟母亲贩履织席为业，没人把他家看成名门；孙坚家族号称“世仕吴”，但田余庆先生依然认为，孙氏是“孤微发迹”，“孙氏门寒，家世不详”，“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
然而世代居官，毕竟有可能形成门望。新式吏员逐渐变成了社会的支配者，变成了一个官僚阶级，那么世代居官，就意味着世代占有权势、利益、地位和声望。一些家族虽世代居官也没能建立门望，但总会有些家族赢得了社会推崇：一些官员家族两三代就衰落了，但总有些延绵得较为长久。于是，先秦“世家”传统一度断裂之后，汉代又围绕着“官”，开始了新一轮“世家”的缓慢积累。李章“五世二千石”，羊续“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都是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东汉墓碑吹捧墓主时的“奕世载德”、“银艾不绝”、“牧守相亚”、“将相不辍”等用词，都反映了汉代门第观念所崇尚的，就是官阀。统计显示，东汉三公的家世连绵情况，也是超过西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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