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还流行着孝廉“同岁”的现象，这是一种同年举孝廉者的互相交结行为。“同岁”孝廉们一起宴饮以结恩好，编制《同岁名》一类名册，名册“上纪先君，下录子弟”，包括家庭成员。由此，来自一百多个郡国的孝廉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交，尽力互相提携。“同岁”死了，别的“同岁”得为他立碑服丧。
故吏、门生、同岁现象都是在“官场”中滋生的，是以官僚政治的存在为前提的；然而它们是依附性、私人性的，具有非官僚制性质。汉代的故吏、门生、同岁现象比后代浓重得多，其滋生和蔓延，显示汉代的官场和士林是“早熟”的，“近代性”和“原生性”并存。若是“官场”和“士林”很不发达，那么豪右的社会份量就会很重，也许会在汉晋间发展出一种强大的土地贵族来；而如官僚政治和文化建制高度发达了，那么官场和士林的“准入”规则，就足以排除家族和门第因素，或将其负面影响抑制到较小，后代的科举制就是那种情况。东汉处于两种情况之间：此期的政治文化体制，不足以充分抑制新一轮“世家”的积累：然而它毕竟大大超越了“古老的农村结构”，豪右首先得进入士林、进入官场，转化为士人、转化为官僚，才能获得政治文化权势。
当然，所谓“秦汉的政治文化体制，不足以充分抑制新一轮世家的积累”这段话中，只说到了“不足以充分抑制”，却没有说它全无抑制。事实上，东汉政权在稳定运作的时候，大致还能保证“选贤任能”的正常进行，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孝廉考试之制，它其实就是科举制的先声。然而随后汉末动乱、王朝解体、三国分裂、五胡乱华，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皇权低落、政权不稳，风雨飘摇之中，各政权都出现了体制上的“退行”现象，士族门阀便在其间迅速崛起，这就是后面的叙述内容了。
第八章
动荡时代的
皇权与门阀
重重矛盾之下的东汉王朝衰颓、崩解，随后分裂和动荡成了经常现象，人们见惯不惊。相对于秦汉大帝国，魏晋南北朝呈现为一个政治低谷。这时的皇帝已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么神气了，专制官僚政治发生扭曲变态，世族门阀获得重大的政治权势；“五胡乱华”和十六国林立，使中国北方陷入了长久动荡；少数族入主带来的部族因素，又令政治的“变态”雪上加霜。这个时候，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露出了苗头，比如贵族政治，比如部族政治。不过北朝胡汉文化制度的碰撞及融合，逐渐孕育出了新的转机。北朝军功贵族所支持的强大皇权，逐渐扭转了帝国的颓势，并使北朝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由此出口，中国文明步入又一个盛期，同时也回到了专制官僚制的老路上继续前行。这就是随后的几章中，我们行将叙述的内容。
一、黯淡失色的皇权
东汉后期，帝国大厦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争权夺利，造成了无益的政治损耗；士大夫清流和浊流的党争，导致了朝野的离心；官僚世家，成为朝廷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形削弱了君主予取予夺的权威；豪右大姓的武断乡曲，侵蚀着朝廷的地方控制能力。世入建安，军阀割据而国家四分五裂。魏晋以来士族门阀蒸蒸日上。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了，儒学低落玄学抬头，淡化了皇权的神圣性。五胡乱华，给中原政权以沉重一击。昔日疆土分为南北两系。
西汉的瓦解还有王莽来做替罪羊，反莽群雄们很多都打着刘氏的旗号。而东汉末就不同了。一段时间中“名节”还能阻滞权臣的窥盗之谋，但汉室将亡却也成了普遍的社会预期，“豪杰之士，竞希神器”，“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人们对“汉室”没多少依恋了。一些起义领袖公然自称“皇帝”、“太上皇帝”、“阳明皇帝”，这是民间蔑视皇权的表现。
黄巾起义利用了“太平道”，清人王夫之惊为异事：秦末起义者是“悲六国之亡”，新莽起义者是“思汉室之旧”，而黄巾却以“道”为号召，是前所未有的。宗教的空前发展，为起事者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思想号召。汉魏间五斗米道领袖张鲁，居然在汉中建立了一个宗教政权。他自号“师君”，把基层教区分为“二十四治”，统治了三十多年，倒也造成了局部的安定。在这以后，托名为李弘（或李辰、李脱、李洪等）而起事的人，“岁岁有之”，可统计的不下十多次。所谓“李弘”，被说成是老君的许多化名之一。晋代以下，五斗米道转而向上层传播，世家大族中也不乏信徒。东晋孙氏家族世传天师道，百姓敬之如神，教主孙泰借机作乱。北魏僧侣起事的事件屡屡而有之，并利用了“弥勒下生”的信仰。儒教帝国中的这些宗教异端，一时淡化了民众们辐辏于皇权的传统意识。
“苍天乃死”字砖，东汉建宁三年。1976年安微毫县元宝坑出土
寺院还占有了大量白徒、养女之类的依附人口，梁武帝时官僚有“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惊呼。这时期的户口亡失，远不只是寺院庇荫造成的。东汉的豪族经济下，豪右“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已使许多依附者脱离政府控制了。三国后期天下户口约767万余人，只不过是东汉的六分之一强。西晋极盛时户口1616余万，是东汉的三分之一。刘宋的户口517万，陈朝灭亡时户口只200万，还没北京市海淀区人口多（2004年为224万人）。战乱只是人口衰减的原因之一。两晋间有至少90万北方人口南迁，南方的经济在不断发展，还有不少蛮族融入了汉族，可自吴至陈的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大量人口流入私门。有人估计，魏晋南北朝的依附民数量，约略和编户相等；更有人认为，南朝政府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基层编户组织，被侵蚀得锈迹斑斑、千疮百孔。国家规模与皇权强弱是正相关的，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之主，无法与秦汉大帝国的皇帝相提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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