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阎立本《晋武帝司马炎》
门阀势力愈强，则对高级职位的占有率愈高。祝总斌先生的研究显示，西晋的录尚书事一职不算特别重要，东晋的各大门阀，则极力发挥录尚书事的作用，而且“职无不总”，以便居辅政之位二而操纵朝政，所以东晋百余年中，此官很少空缺。又如中书监、中书令掌管机务，所以东晋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中书监令兼录尚书事。学者认为，这是“主弱臣强”在官制上的表现。
魏晋以来形成了都督区制度。都督区本来是一种军区，逐渐兼管民政。其主要形式，是以某将军都督若干州（郡）诸军事，并兼领州牧、刺史。以东晋初王敦的一组头衔为例：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都督所督之州多寡无常，有二三州的，有四五州的，有十余州的，但基本的都督区却相当稳定。曹魏的都督区，合时有六，分时有十，西晋都督区，主要有八。地方由此形成了两套班子，一套是军府僚佐，一套是州府掾属；若以诸王来兼都督、州牧，则其下属还将包括王国属官，形成国官、府官和州官三套马车。秦汉的中央集权相当强大，朝廷直接号令百余郡国，没有中间层次，可称简洁高效。若逢战乱，在较大地域内统筹军政，就有必要了，所以都督区的产生也是时势所需。不过在皇权衰落时，大军政区却经常为权臣把持，成为对抗皇权的分权因素，成为个人势力的温床。西晋“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争，也表现各方镇之主的相争。动乱的胜利者司马越，把名流俊异、精兵强将都罗致到其府中，使朝廷成了空壳。东晋著名的“荆扬之争”，也是各军区的都督之争。刘宋皇权重振，为抑制方镇计，宋孝武帝分割荆州、江州、豫州而建郢州，目的是以弱荆、扬、“削臣下之权”。虽然这做法导致了“荆、扬并因此而虚耗”的恶果，也在所不惜。这也是个制度扭曲的例子，为应付政治争斗，一种缺乏行政合理性的措施被采用了。
魏晋以来的“州”，由监察区发展为一级行政单位，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制。（若加上都督区则为四级。）帝国衰微、编户剧减，但行政层次和州郡数量，不减反增。东汉有州13，郡国105；魏晋户口只是汉朝之几分之一，州郡之数却超过东汉。江左五朝不过半壁江山，户口数百万而已，可东晋安帝时有郡235，宋文帝时有州20、有郡233。刘未豫州的陈留郡，下辖4县，总共只196户，北上洛郡下辖7县，总共只254户。这么点儿人如何管理，不得而知。较之汉代数十万人的大郡，万户的县，真不可同日而语。萧梁后期，州达到了104个，郡达到了586个，有20余州竟然“不知处所”，连在哪儿都说不清楚，其实就是个刺史头衔而已，无土无民。州郡之大量增殖，跟冗官散号的大量增殖，其原因颇有相近之处：在那个动乱年份，多送出一顶官帽子，就等于多了一名朝廷的拥戴者，政权的风雨小楼多了一根柱子。不过弊端也接踵而来了：“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其实君主心里也明白，官僚队伍之“游惰实繁”，乃是政治大弊；不过“若闲冗毕弃，则横议无已（官僚们将怨言横生）：冕笏不澄，则坐谈弥积”，仍是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侨州郡县制度，为此期之一奇特现象。东晋初年，朝廷为安置北来的流民，专门设置与其旧籍同名的州郡以处之，并为之另立白籍，免其赋调作为优待。为了有别于北方原先的同名州郡，就在那些州郡名称上冠以“南”字。例如北方有琅邪郡临沂县（在今山东），而晋成帝在江东侨置了南琅邪郡，并在江乘侨置了南临沂县。据统计，江左先后设置的侨州有10，侨郡62。侨州郡县可以维系流民的乡里之思，然而同时也是为了维系士族郡望。王仲荦先生指出：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志。不过这给地方行政的造成了很大混乱，后来不得不实行“土断”以整齐之。
自西晋以来，贵游们大抵贪恋京都的风物繁华，不乐意外出担任地方官，“竞内薄外，遂成风俗”。西晋试图改变这一情况，制订了一个“甲午制”，规定士人都要先仕郡县，有了治民的功绩，才能内补。然而不久就成了一纸空文。江左政权中，出任郡县又成了搜刮求富之途，谁觉得自己太穷了，就请求去做地方官。例如，罗企生以家贫亲老，求为临汝令；王僧达自诉家贫，宋文帝就让他去做秦郡太守，以便脱贫。做交州、广州刺史所榨取的财物，俗称“南俸”，做益州刺史所榨取的财物，俗称“西资”。地方官如此捞钱，君主都眼红了，也来分一杯羹，向地方官勒索“资献”。地方官的搜刮之举，成了半合法的官俸补充。
秦与西汉的官俸是钱币，到东汉变成了半钱半谷。魏晋南北朝以下，力役和禄田二者，又构成了官员俸禄之大宗。力役就是配给干活的人，禄田就是直接给地种。官员配给的力役，有驺卒、恤、吏、兵、干等，不下十多种名目。至于禄田，中央官给菜田，地方官给职田和公田。陶渊明做彭泽令时，得到了公田3顷，“悉令吏种秫”。这位诗人好酒，想全种上能酿酒的秫：后因妻子抗议，改为二顷半种秣，半顷种粳。而那给陶渊明种地的“吏”，就是配给官员的力役。此期的官府，还通过直接控制劳力、直接经营来保证财政。孙吴、曹魏都曾实行屯田，让屯客、屯兵从事耕作。江左的军府、州府中，都有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吏”，他们单立为吏籍，终身乃至世袭地为官府承担各种劳务，包括耕作。刘宋诸郡有“大田武吏”，年满16岁，即课米60斛。凡此种种，都是官府通过税收提取资源的能力大大下降的结果。让官员直接占有人手和经营职田，就将淡化其行政雇员意识：他行政服务的报酬，反而靠他自己经营，靠自己去挣。政府直接经营便意味着政府的异化：说明它由行政机构变成了一个“生存组织”。打比方说，假如公安部开酒店，教育部办餐厅，以此给公务员发奖金，那还是个纯粹行政部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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