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中央化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破坏，东汉那遍布郡县的生徒士人，大多销声匿迹了，京师成了政治文化重心之所在。汉代的士族多少具有地方性，很多活跃于州郡；而魏晋士族却是“中央化”了的，是在功臣、权贵及其子弟中形成的。这个圈子并不太大，而且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因此不仅普通士人，就连地方豪族也进身艰难，不容易挤上权势的餐桌了。所以士族权势，并没有阻碍选官中央化，甚至依赖于它。即使是在门阀权贵把持方镇、用人自专的时候，形式上那些任命也应由中央吏部发出。
唐长孺先生发现，中古盛门的形成条件是在“魏晋间官位蝉联”，“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魏晋江左士族的根基在官场不在乡里，不是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或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土地贵族。我们并没看到琅邪王氏或陈郡谢氏，在琅邪郡、陈郡拥有特殊的地方势力或政治控制权。士族他们“寄生”于中央政权之中，其权势是在官僚组织内牟取、由吏部铨衡来获得的。又，祝总斌先生认为，门阀是“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而形成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士族来自官场和士林的互动。“人品”就是文化。中古士族大多经历过“由儒入玄”，而玄学恰好也是一种贵族沙龙性的学术，学术圈子很小，不像经学那样在各郡县的官私学中展开的，名土及其玄谈都趋向于“中朝”，或说以“中朝”为交流中心，所以西晋有“中朝名士”之称。正因为魏晋（及南朝）士族是寄生于官僚体制之中的，那么中央选官权力强化了，他们也将从中受益。所以，中古士族门阀与官僚体制并非截然对立。如果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的话，士族政治就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官僚组织因其内在的进化规律，人员录用逐渐采用考试。汉代太学有考试。东汉顺帝时对孝廉实行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样，“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三种选官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形式。那么哪一种将成为发展方向呢？察举制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曹魏初年，三公府为此进行了一次专门讨论。有人认为孝廉科既以德行为主，则不必限以试经了；司空王朗强调“试之以事”，即通过吏职考课吏能；而司徒华歆则坚持经术考试。面对德、能、文三种选择，皇帝认可了华歆的意见。由此“以文取人”的文化考试之法，成了察举制发展的主导方向。
西晋时，州刺史察举的秀才也采用了考试，实行对策。对策的办法，是君主出五道政论题，由秀才作文回答，答得好授官就高。这样，州举秀才、郡举孝廉两科并立，一个试文词，一个试经学，恰合于符合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东汉孝廉考试后，察举便形成了地方举荐和中央考试两个环节，察举重心向中央偏转。此外，西晋太学也有试经之法，考试合格的学生可以做八九品官。西晋的秀才对策和太学试经，进一步强化了“选官中央化”的份量。
考试这种先进的录用制度，是“选贤任能”精神的集中体现，跟门第选官是对立的。魏晋察举为普通士人保留了一条进身之路。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察举制堕入低谷，策试时有时无，但形式上考试制度还在，并没有被扭曲改变。南朝皇权复振，察举随即复兴。皇帝还经常亲策秀才、孝廉，见于史传的秀、孝数量明显增多。由于皇权天然倾向于官僚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所以察举的兴衰与皇权强弱之间，就表现了明显的相关性。王、谢这样的高门，在魏晋时很少屈尊接受察举，而是另从清途入仕；到南朝他们态度一变，转而纷纷参加考试了，秀才一科充斥着高门才子。考试入仕毕竟不同于“安流平进”，就算你家是文化世家，朝廷也得考一考，不能单凭门第做官。那么高门也去考秀才，就说明他们开始“官僚化”了。魏晋南朝皇权强弱的轨迹是一个马鞍形，魏晋南朝察举的盛衰轨迹，也是一个马鞍形。
南朝的秀才对策，仍然是五道策题，“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只答出两道也能列在下等，不算不及格，还是满宽松的。孝廉试经，考题是经义十条。考试日益变成了察举的重心所在，德行和吏能要求越来越轻，士子举前是否有德行可称，是否曾为州郡属吏、有吏能可称，越来越不重要。察举由举荐孝子或举荐能吏之制，逐渐变成了考试文士之制；相应地，地方长官的举荐权力，也逐渐变成搜罗文人以应试的行政责任了。于是，察举制与隋唐科举制越来越接近了。
考试份量的加重，也使察举跟学校的关系密切起来了，使学校培训成为必要。魏晋南朝的学校变迁与察举相似，也曾经历了一个马鞍形。魏晋太学一度曾有生数千，西晋又为五品以上的权贵子弟增设了国子学，形成了二学并立之制。教育体制由此而等级化、身份化了。东晋时高门自有家学，大多不肯到国家学校去学习，所以学校衰落不兴，学生往往来自门第不高的家族，经常有师无生。南朝皇帝着手兴学，国子学与察举一道复兴。南朝学校规模尽管不大，但由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国子生，见于史传的数量却有数十人之多。而且学校的明经科考试，有取代孝廉科之势。孝廉在设科之初是“以德取人”的，这时却以试经为主，早已名实不符；那么明经科取代孝廉，倒让名实一致了。于是，州举秀才试文、郡举孝廉试经的格局，又变成了州举秀才试文、国学明经试经的格局。国子学生是高门贵游居多，梁武帝又创办了若干学馆，另容寒门才俊，还规定只要考试通过了，“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就是说，试经之科初步向寒人开放了，给普通知识分子打开了入仕之门。南朝学校之外的自学者，也可以依制申请考试，这与王朝设科而士人投考的科举制，已颇为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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