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陶俑
陈寅格先生以“汉化的反动”和转向“胡化”，来解说魏末的政治走向。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源于六镇。东魏北齐重新使用鲜卑语，“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历次党争，往往以鲜卑勋贵成功地排挤了汉族士族而告终。北齐的并州是鲜卑重兵所居，晋阳又设了一个尚书省，号称“并省”，皇帝常住晋阳。在北齐政权的空间结构上，首都邺城汉族士人相对、尚存“文华”，而并州晋阳则构成了另一个“武质”的重心。
北齐毕竟处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关东，地处关西的西魏北周，其胡化倾向就更显著了。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而西魏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恢复了胡将的胡姓，还向汉将赐胡姓。西魏实行府兵制，其统帅是六柱国，下有十二大将军，以及几十个军府；府兵不入民籍，免除了租庸调，农隙习战。学者认为，六柱国或八柱国之制，应是对鲜卑六部或八部大人旧制的比附；而府兵军士都得改成军府主将的姓氏，也显有模拟氏族传统和部落兵体制的意思—具有胡化的意义。大诗庾信描写北周世风，有诗“梅林能止渴，复姓可防兵”。“复姓”指鲜卑姓氏，鲜卑姓氏的人就没人敢惹。柱国、大将军们地位显赫，其家族子弟充斥朝廷，所以史称“周代公卿，类多武将”。府兵军士也变成了一个高于平民、得到政权优遇的阶层。一度衰败的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修复。
然而，胡化和汉化既是“交替”的，也是“交织”的，同一事象，往往兼具胡化、汉化的双重意义。北镇将士涌入内地，分别建立了东西魏，这事实固然有胡化意义；但那也把一大批北镇将士，以及各地汉化尚浅的众多起事族群，再度卷入了汉化潮流。北方二百多年动荡至此，胡汉融汇已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东西政权虽各自表现了胡化倾向，可是两政权的制度完善和汉化措施，却各自斐然有成。
东魏北齐地处文化昌明的关东，其法律建设、制度建设和礼制建设，集中体现在《齐律》、《河清令》和《五礼》。西魏北周地处关西，这里各族杂处、社会文化相对落后，但其统治者宇文泰励精图治，与苏绰、卢辩谋划，大行《周礼》复古，标榜“关中本位”和“关中正统”。周朝被认为是中华礼乐正统，揭举“周”之大旗以为政治号召，可算是“汉化”举措吧？西魏北周以《周礼》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取代三省制，用《尚书》周诰文体取代通行文体，虽显得不伦不类，但其标新立异之举，毕竟显示了一种积极探索的蓬勃制度活力。宇文泰令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把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奉为施政指南，更是重振官僚政治的纲领性文件。
魏末以来的胡化，可以理解为异族皇权一军功贵族一国人武装体制被汉化所动摇之后发生的结构性调整，它没能改变此期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汉化方向，而是在调整中继续行进。无论在东在西，人们都看到了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劲复兴。下章继续论述之。
第十二章
从北朝到隋唐
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对于华夏政权的固有政治进程，十六国北朝的影响是双重的。魏晋政治已发生明显“变态”，但这个临界点是否能走到门阀政治，则还在未定之天；这时候来自北方少数族的沉重一击，就起了决定性的促成作用。同时，中国北方的旧有政治秩序崩溃了，陷入了民族仇杀、人民流徙和经济破坏。
不过问题还有一方面。尽管从汉族士人的立场看，“五胡”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部族，但他们对黄河流域的冲击和军事胜利，却也说明其部族制度与军事组织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有人觉得北朝除了兵强马壮，没别的优点；北朝能统一南朝，不过是“仗势欺人”罢了；北朝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必要的曲折。但问题恐怕不这么简单。北方少数族造就了异族皇权，它得到了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的坚强支持。这种有异于南朝的政治结构，预示着与南朝不同的政治前景。在胡化、汉化的波动摇摆中，异族统治所含有的新鲜政治因子与汉式的官僚政治制度，经复杂互动而逐渐磨合、相互调适；部族军事组织所蕴含的政治动量，逐渐被纳入轨道。这样，与缺乏新鲜因子而日益萎靡的南朝相比，北朝就显示出了更大政治活力。
这一章中要叙述如下内容：在北朝后期官僚行政秩序全面复兴，一种更富功绩制色彩、服务于军功集团和吏员群体的等级管理体制出现了，并形成了一种以“军功吏治取向”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个帝国的低谷，北朝则构成了走出低谷、通向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一、青出于蓝：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在十六国的纷繁乱象中，皇权、官制、法制和文教的进步，就已隐约可见了。异族政权的政治制度，本是从魏晋南朝学习而来的，但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已不逊色南朝；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各方面都显示，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而蒸蒸日上，甚至青出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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