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贵族与国人武装支持了一个强大的军事专制皇权，而皇权是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在帝制时代，一个铁腕的皇权，通常比较利于维系官僚秩序与官僚法制：皇权软弱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法纪松弛的情况。较之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的皇权已有所振兴了，可士族政治积重难返，所谓“主威独运”是打了折扣的；北朝皇权却拥有真正的专制权威，其所支持的官僚政治，也呈现了反超南朝的前景。
官僚考课是行政运作的基本保证。魏晋的事功派官僚曾致力于强化考课，南朝君主也时有督励考课之诏，其效果却乏善可陈，没能改变士族的平流进取和无功受禄。北朝就不同了。部族的重军功传统，在建立政权后就发展为重事功、重吏绩的倾向。北魏太武帝曾“亲考内外，大明黜陟”。孝文帝颁布了《外考令》等法令，六品以下的官儿由尚书主考，五品以上的官儿自己亲临朝堂考核，其场面之严肃，绝非南朝所能有。虽然北朝考课也常流于形式，但“贵贱内外、万有余人”、“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统统考课的情况，仍然给人强烈印象。“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的记载，更反映了“门第”之外，“考第”日益成为官员升迁的常规依据了。孝文帝时内官三年一考，散官四年一考，此外还有例行的岁考。考课采用正负记分的量化办法，北齐还按工作的繁忙程度，把官署分为闲局、平局、繁局三类。繁局容易出错，所以计分也较宽松。北周每年一考，四考黠陟，隋朝的“四考受代”制度，应是上承北周的。隋朝的考课相当频繁、频频见于史料，与江左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帝国行政已全面振作。
唐代科举是“以文取人”的，有人认为这是南朝传统。然而就考试选官的规模和范围来看，无视北朝很不公平。十六国很多政权实行了察举。北魏的察举，大约是从太武帝开始的，孝文帝以降趋于兴盛，“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约有三分之一的秀才被任命为博士，成为文教官员的重要来源；其中4/5的人最终做到了五品以上官，仕途前景是满不错的。北朝后期，察举的门第限制日趋松弛了，“儒生寒宦”也能由此入仕。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贫寒学子，“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荫，动逾千数”。这与东汉的游学求宦的景象很类似了，在江左诸朝却不常见。它显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普通知识分子在悄悄抬头，考试为他们提供了入仕通道。北朝举秀才对五策，孝廉试经十条，同于南朝；北齐的地方官还对秀才进行初试，这是后世“乡试”制度的青萍之末。
北魏后期到北齐，考试选官日益普及，御史台、东西省、尚书省的官职，往往都用考试竞争的办法来录用。魏孝明帝有一次选拔御史，参试的竟达八百余人。魏孝庄帝、节闵帝时政局大乱，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即令在这时候，朝廷在选任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时，依旧一丝不苟采用考试。北齐文宣帝有次选拔东西二省官员，参试者竟达两三千人！这种成百上千人考试公职的壮观景象，不仅东晋南朝看不见，甚至汉代都未曾有过。可见北朝的考试不仅反超南朝，而且超迈秦汉。
十六国的国家学校规模，时或在东晋之上。北魏迁都洛阳后，设立了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小学三学，按父祖官品高下确定入学资格。国子生给予从六品下的出身，他们最终做到了三品以上官的，约3/5强。此外北朝还有律学、书学和算学三学，属专科教育。这样北朝就形成了“六学”体制。南朝刘宋一度设立了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学馆。这“四馆”体制，体现的乃是士族名士的文化偏好；北朝的律学、书学和算学则更富实用性，事关国计民生。南朝学校主要是国子学，那么隋唐“六学”之制——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就是上承北朝的。
十六国君主重视法学的传统，被北魏君主继承下来了。拓跋珪建立北魏，随即就开始了立法活动。孝文帝立法活动达到了高潮，多次更订律令，削繁复而从简明，删严酷而尚宽轻，罢门房之诛，废族刑之法。程树德先生予以盛赞：“君臣聚堂，考订之勤，古今无与伦比！”宣武帝颁布了《魏律》二十篇，这是拓跋政权一个世纪立法工作的结晶。陈寅格先生既指出“律学在江左无甚发展”，又大力赞扬“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北魏的立法成就，也超越南朝了。东魏有《麟趾格》，西魏有《大统式》，“格”、“式”形式对唐代的律令格式体制的形成，应有直接推动。北齐修成《齐律》十二篇，又在《魏律》之上，代表了北朝法律的最高成就。程树德云：“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唐律》十二篇，上承《齐律》。《唐律》向来被视为中华法系的里程碑，而北朝的立法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北朝的监察情况，也较南朝为优。魏文成帝和孝文帝时内外“候官”，多达千人。候官的职能类似国安局，他们微服刺探，“奸巧弄威”。这种监察虽不规范，却显示了皇权的强大。江左就没这种候官。南朝的司法监察之职，一向是士族名士瞧不起的。北朝却不相同。北魏御史中尉（即御史中丞之又名）地位相当之高，出行时可以与皇太子分路，连王公也得逊避一旁。御史之官号称“高选”，“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御史之资望轻重，就反映出了南北法制之轻重。北朝的廷尉与御史台之间，还形成了“寺署台案”（御史台断案，须经廷尉审核签署）的制衡关系，有人认为，这开了唐代“三司推事”制之先河。北朝的遣使出巡州郡之事，远比南朝频繁。孝文帝分设东西道大使，宣武帝又增设畿内大使，有人认为是唐代分道巡行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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