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族的典型形态是文化士族，即，拥有士人身份。士人就可能寻求一己的政治理想，寻求个性自由，可能为寻求文化成就而旁置了行政职守；而军功贵族却是“军事化”的，军事化的人际关系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所以，以士人为支柱的政权和以军人为支柱的政权，其运作模式和政治形态都相当不同。不妨这样比方：中国官僚政治以“吏治”为支柱，左右各有“崇文”和“尚武”两条绳子拉着它。在江左政权因过度“崇文”流于政治松弛、甚至出现政治萎靡，“吏治”支柱倒向一侧、摇摇欲倾之时，北朝的“尚武”把它拉了回来，令其再度巍然矗立。士族在江左的形象是“精神贵族”，在北朝则被“官僚化”了，向秦汉那种职业吏员“回归”，被“拉”回来了。简言之，“尚武”对“崇文”之病，有一种“矫枉”之功。
南北都存在着门第观念和门第制度，但南北仍有不同。魏孝文帝实行了门阀化政策，但那不是其全部宗旨。有一次孝文帝策试秀才孝廉，要他们揭发地方官是否苛虐：秀孝们未能如实陈述，孝文帝便勃然大怒，宣称要“按以大辟，明罔上必诛”。南朝秀才策试，大抵被看成名士们驰骋文藻的机会，而北朝对“文”的要求则是“文治”而非仅文藻。孝文帝还说过“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有人曾问他：设置官位是为了给膏梁子弟提供进身之阶呢，还是为了“益治赞时”呢？孝文帝的回答相当干脆：“俱欲为治！”可见孝文帝的士族化政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北朝异族皇权的存在和功绩制精神的浓厚，北朝的士族门第并不稳固。魏孝文帝之后没多少年，就出现了“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的情况。宣武帝还对“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提出过尖锐批评。可见北朝的门第观念，淡薄脆弱得多。江左中正大抵以士族名流担任，北朝就不是这样了，很多武卒小吏厮役恩悻，“蕃落庸鄙”之人，甚至被华夏士人视为贱人的宦官，都堂而皇之地高踞中正，就任“清定门胄，品藻高卑”之职了。像宦官平季，他做了幽州大中正，同时又兼摄燕州、安州、平州、营州中正。这些人能有多少维护士族之功，真该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五胡”对汉式门第，当然不会有汉人那种高山仰止之感了。按部落观念，大家都是同胞、都是人。在艰难求生的奋斗中，谁能沙场平敌、谁能建功立业、谁有权有势，谁就是老大。比如说北朝宦官，北人没觉得他们怎么下贱，他们也是人。只要宦官能弄权擅政，大家就争着跟他联姻认亲。又如北魏的工商皂隶，也经常是战后班赐掠夺物时的受惠者，王朝让吏民“上书极谏”时，把工商皂隶也算在里头。南朝的工商皂隶，可曾得到过“上书极谏”的权利么。
魏晋玄学的弥漫，侵蚀了专制官僚体制的观念基础。北方玄学不盛，法术之学却为人所重。公孙表曾向魏道武帝献上《韩非书》二十卷，劝其“以法制御下”，道武帝一见倾心。北方治法术的学者还有刘昞、李先、崔昂等，勃海封氏世传律学“好刑名”、“好法律”的官僚更不乏其人。史称北齐士人“多晓法律”。宇文泰与苏绰的君臣投契，“申韩”曾是其间纽带：苏绰向宇文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字文泰“不觉膝之前席”，俩人一气儿聊到天亮。史叙北朝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风气一直持续到隋，隋文帝“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
北朝重法制，与部族传统有关。华夏族早期“兵刑不分”，刑法源于军法：而据史载，拓跋部早期也曾“以军令从事”。拓跋猗庐做首领时，刑法严酷，民众以违命而死者以万计；各部集会之日，迟到者“举部戮之”，惨遭族灭的部落老少，只能相携赴死，没人敢于违抗。这种严刑酷法，倒也为后来的法制贯彻创造了条件：统治者一旦认真起来，法律真能雷厉风行。史称北魏“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以前，朝法尤峻”。北魏前期官僚的贪污现象曾很严重，然而制裁也颇峻厉。明元帝校阅守宰们的资财，若不是上任时带来的，一律看成赃款，献文帝规定，长官接受一只羊、一斛酒，就要大辟处死；孝文帝颁行俸禄后，赃满一匹即死。在这样的严厉打击下，一时“赇谒之路殆绝”。
北魏迁洛后一时“文雅大盛”，但至宣武帝以降，“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孝明帝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竟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陈寅恪，魏孝文帝的文物风流复炽于北齐邺都，然而另一些记载又谓：“自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所谓“容止蕴藉”，指的是标榜文采风流。而且轻文士而重吏治的风气，还不止北齐而已：“近代左右邦家（指周、齐二朝），咸取士于刀笔”。汉代有儒生、文吏之争，而北朝后期“刀笔吏”们再度展露头角，其事颇堪寻味。那意味着与汉政相近的那种政治文化模式，正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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