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斯图尔特是按照预约于今天早晨去会见联邦检察官的第一个人。检察官的女秘书心想，他今天特别高兴。她没有看出他因喝酒而晕乎乎的样子。
“早安，埃德，”达维多夫说。他并没有站起身来。他的桌上堆放着一大堆文件。“有什么事吗？”
“不判死刑，”斯图尔特说着坐下来。“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承认有罪，判二十年徒刑。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交易。”
“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吧，埃德，”达维多夫说完又埋头看起文件来。
“你知道我掌握了什么资料吗？”
“如果资料有说服力，我相信你会在合适的时候给我看的。”
“我掌握的资料足以使我的当事人无罪释放。你想让他们出去吗？”
“我看了资料才会相信。”达维多夫说。这时候他已经抬起头来。联邦检察官心想，斯图尔特是一位过于热心的辩护律师，非常诚实，不会撒谎，至少在检察官的办公室里他不会撒谎。
斯图尔特总是带着一个质地较硬的老式公文皮包，而不是大多数律师拎的那种漂亮时髦的皮质公文箱。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台录音机。达维多夫默默地听着。两个人都是法庭辩护律师，善于不露声色，不管自己的感觉如何，他们都知道该说什么。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像职业玩牌老手一样，能够察觉到普通人不易察觉的微妙迹象。斯图尔特知道，他按下录音机放音键的时候，他的对手就开始担心了。录音放了好几分钟。录音的音质很糟糕，但还是能听得清楚，只要在声学试验室里稍加处理——被告会支付这笔费用的——录音就会清晰可辨。
达维多夫的策略不言自明：“录音内容与我们审理的案件无关，被告的所有口供都不包括在诉讼程序之内。对此我们没有疑义。”
斯图尔特把语气缓和下来，因为他已经占了上风。现在是表示宽宏大量的时候了。“你同意了，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联邦政府严重侵犯了我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模拟处决至少是一种折磨，这无疑是非法的。你要把这两个家伙判处死刑，那我就要把海岸警卫队那几个水兵送上绞架。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足以成为控告他们的证据。陪审团会怎么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他们可能站起来鼓掌，”达维多夫谨慎地回答。
“那只是一种可能性，对吧？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知道陪审团的态度，那就是审理这个案子。”斯图尔特把录音机放进公文包。“你还想早日开庭审理吗？有了这个背景资料，我们可以反驳你的一连串证据——如果水兵们能搞这种鬼，那么，如果我的当事人说有人强迫他们手淫，以便让你们得到报纸所报道的精液采样，如果他们说有人强迫他们拿起凶器以便留下指纹，你怎么办？目前，我还没有和我的当事人谈这些问题。从我对当事人的了解来看，他们会同意这样做的。我想我有可能让他们无罪释放。”斯图尔特倾身向前，双肘撑在达维多夫的桌子上。“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说，陪审团的态度难以预测。因此，我的建议是：他们承认犯有可判二十年徒刑的任何罪行，法官不提他们如何服二十年徒刑的不适当建议——这样他们几年以后，譬如说八年以后，就可以出来。你对报界说证据不充分，你非常恼火，但是无能为力。我的当事人要在狱中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你也给他们定了罪。但是没有人被判处死刑。总而言之，这就是我提出的交易。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斯图尔特直起身来，拿起公文包，扬长而去。走出办公室之后，他就急于找厕所。他很想方便一下，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相信自己的做法没有错。那两个犯人——他们的确是罪犯——将被定罪，但他们不会去坐电椅。他心想，也许他们会改邪归正。律师常常这样欺骗自己。他不会毁掉海岸警卫队水兵们的前程。他们偶尔越了轨，但今后不会再这样大胆妄为了。他准备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并不欣赏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样做，大家都各有所得。对于律师来说，这种做法也算是打赢了官司。但他还是急于要找厕所方便一下。
对于埃德温·达维多夫来说，到底怎么办就难以确定了。这不只是一宗刑事案件，对吧？电椅会把这两个海盗送进地狱，他们也会把他送进位于德克森的参议院办公大楼。自从中学时期读了《劝告及同意》这本书以来，达维多夫就渴望能在国会参议院中获得一席之地。为此，他一直兢兢业业：在杜克大学法学院读书时，他是班上的佼佼者；在司法部工作时，虽然薪水很低，但他总是加班加点在全州各地做讲演，甚至因此而破坏了家庭生活。他承认，为了正义……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可是现在，当一切都唾手可得，当他可以合法地剥夺两名罪有应得的凶手的生存权时……这件事会使一切都化为泡影，是不是？如果他身为检察官不要求判罪犯死刑，而和辩护律师达成交易，只判他们二十年徒刑，那么他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他关于正义公道的所有演讲都会被人们遗忘。前景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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