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洗过手，换了衣服，在另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会见了那两位农民。他们很害怕，但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怕的不是他科尔特斯。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明白。他们像放连珠炮似的、支离破碎地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而且连细节都记得很准确——有些细节相互矛盾，但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他让他们一直讲下去，然后再问一些具有导向性的问题。
“他们的步枪不是AK-47，”其中一个农民很肯定地说。“从声音我能听得出来。不是那种枪。”另一个农民耸耸肩，因为他不会辨别不同的枪声。
“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没有，先生。我们听见了很大的响声，还听见有人叫喊，我们拔腿就跑。”
你们真敏感啊！这话科尔特斯没有说出口。“你说有人喊叫，是吧？使用的是什么语言？”
“怎么啦？是我们的语言嘛。我们听到他们追赶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一个劲儿地跑。他们没有抓住我们。山里的路我们很熟。”那个懂得武器的人说。
“你有没有看见或者听见别的什么东西？”
“枪声、爆炸声，还有火光——枪口的闪光，就这些。”
“出事地点——你以前去过几次？”
“去过多次，先生，我们就是在那里做糨糊的。”
“好多次了，”另一个人证实说，“我们在那里已经干了一年多。”
“不要跟别人说你们到这儿来过。不要把你们知道的情况告诉任何人。”科尔特斯对他们说。
“但是他们的家……”
“不准告诉任何人。”科尔特斯冷冷地、语气严肃地重复了一遍。他们知道说出去就会有危险。“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得到回报，其他人的家庭将获得赔偿。”
科尔特斯认为自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两个乡巴佬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一定要适当地报答他们。他还是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但是，如果他能抓到他们当中的一个——那又怎么样？M-19那伙人？不知怎么的，他不相信那是游击队干的。
那会是谁呢？
美国人？
查韦斯知道，如果罗查的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增强了他们的决心。拉米雷斯上尉心情非常沉重，任何好军官都会这样的。他们新的巡逻基地距离该地区诸多咖啡种植园中最近的一个只有两英里，距离另一个方向的加工厂也只有两英里。战士们正在干白天的事情：一半人睡觉，一半人放哨。
拉米雷斯独自坐着。他心想，查韦斯是对的。他确实感到难过。从理性上讲，他知道应该把一个士兵的死亡看成是执行任务时付出的代价。但情感和理智是不一样的。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哪些军官适于作战，哪些不适于作战，是无法预测的，不过拉米雷斯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样的思路去考虑问题。作为指挥官，他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他和他的士兵们关系过于密切。要他把他们看作是可以消耗的财产，他做不到。他的这个错误和勇敢毫无关系。拉米雷斯很勇敢。要完成任务，就要敢于冒生命危险。虽然他知道，让士兵去出生入死是完成任务中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知道，这意味着难免会有人死亡。不知什么原因，他忘了这一点。身为连长，他曾经带领战士们进行过无数次实战演习，训练他们，教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每当他们的迈尔斯公司生产的激光传感器发出信号，表明他们“伤亡”的时候，他总要责骂他们。但罗查的死并不是模拟伤亡。罗查并不是刚进军队笨手笨脚的毛头小伙子。他是一个具备熟练技能的职业士兵。拉米雷斯对自己说，这说明他辜负了士兵们对他的期望，他知道他这样想也是错误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更好一些，如果他更注意一些，如果，如果，如果。年轻的上尉想极力摆脱这些想法，但是做不到。可是他也不能甩手不管。因此这一次他要倍加谨慎。
刚刚吃完午饭，两处的录像带都送到了。“突击队员”号上的航母班机和来自波哥大的一架情报员专用飞机协调飞行，有关人员谁也不知道。拉森把地面激光指示器中的录像带送到埃尔多拉多，交给另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这两盒磁带被塞进中央情报局一位情报员的信袋里，这位情报员坐在空军C-5A运输机的前舱内，抓紧时间在驾驶舱右侧一个吱嘎作响的铺位上睡了几个小时。飞机直接进入安德鲁斯机场。飞机一着陆，四十英尺长的梯子就在货运区放了下去。那个情报员从货运区的门走出去，上了一辆等候在那儿的中央情报局的汽车，一直向兰利驶去。
里特办公室里有两台电视机，每台都配有录像机。他一个人独自审看送来的两盘录像带，他调整了一下，使它们大致同步播放。从飞机上拿来的那一盘效果不太好，只能看见激光光点和房子的大体轮廓，而且到爆炸闪光之前没有看见其他东西。克拉克的那盒磁带效果好得多。上面有那幢房子，在视频放大的画面上，灯光明亮的窗户清晰可见。保安们来回乱跑——那些抽烟的人就像萤火虫一样，每吸一口烟，他们的脸就被照得通红。接着就是炸弹。里特心想，这就好像是在看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屏幕上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毫无目的地四处乱窜，不知道自己在这出戏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出戏是由中央情报局行动局副局长在办公室里导演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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