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的真正影响，乃是“北强南弱”局面的正式定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妨细细道来：
其一，侯景之乱摧毁了南朝数百年来的统治秩序，门阀政治遭遇灭顶之灾。
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在前文也略有提及。由于萧衍同志的鄙视，侯景同志产生了巨大的逆反心理，当时便发誓要把王谢女儿配给家奴，而当他发动叛乱后，也果然对建康的豪门大族发起了致命一击，这些豪族或者为其诛戮，或者为其驱使，以至于“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余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门阀政治，几乎是东汉之后南方政治的代名词。从东吴开始，到东晋（东晋最初就是由王导整合了中原流亡士族和南方士族后建立的，四大门第“王、谢、庾、桓”兴盛一时，甚至桓玄最后还篡夺了司马家的帝位），到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本人出自寒门，也曾力图改变士族强盛、皇权弱小的现状，但其最终也只是收缴了士族的兵权，而不敢对士族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发起挑战），再到南齐、南梁（南齐的建国者萧道成、南梁的建国者萧衍，都是“兰陵萧氏”之后，而“兰陵萧氏”则在刘宋的四大门第“王、谢、袁、萧”中占有一席之地），门阀的统治地位一直高高在上，无人能够撼动。
然而，由于侯景的这致命一击，新建立的陈朝，并不是再建立在门阀政治的基础上，而是有了极为鲜明的寒门政治的色彩。从统治格局而言，南陈相比较南朝的其余三个朝代，自有其特殊的色彩。
那么，门阀政治的衰落，对于“北强南弱”局势的形成有何影响呢？
南朝的门阀，是由中原流亡士族和南方当地士族融合而言，从文化上而言，这个集团乃是传统汉文化的捍卫者——南朝士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对北方蛮夷的抗拒心态，乃是南朝长期抗衡北朝的关键。
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文化是存在着垄断性的，中国门阀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跟文化的家族垄断，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南北朝时期，依旧捍卫着汉族固有文化的，也就是这些高门大族了。因此，门阀的衰微，某种意义上说，便是南朝文化传统的衰微，而一旦没有文化作为支撑，南朝于北朝最重要的优势也便荡然无存，也便再难抵抗北朝强悍的军事优势了。
从政治上而言，门阀之于皇权，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竞争关系，东晋末年的桓玄篡位，便是这种赤裸裸的竞争关系的体现，然而，另有一面，则容易为我们所忽视——那就是，保护性。
门阀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他们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支持政治动乱，对于政权更迭，他们也往往持反对态度。
最典型的例子，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失败。黄巾起义何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便是当时的豪门贵族并不支持这场变乱。
东汉政权跟西汉政权的最大差别，西汉政权是平民集团建立的，刘邦和他的丰沛集团，都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根基，所以，西汉从一开始便是个平民政权；东汉则不然，刘秀之所以能异军突起，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得到了河北豪族的鼎力支持，所以，东汉政权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浓厚的贵族政治的气息。
以此，要摧毁东汉政权，仅仅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莫过于能够整合东汉形形色色的门阀贵族。很遗憾，黄巾起义从一开始就有基因缺陷，就遭到了东汉门阀的一致反对，在门阀力量的联合绞杀下，黄巾起义遂最终宣告了失败。扑灭黄巾起义，这充分证明了门阀对于皇权的保护作用，而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性。
作为皇权的捍卫者，门阀具有天然的优势，比之一般寒门，门阀的政治经济地位突出，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可以迅速组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然而，可惜的是，南陈政权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这些，当北朝军事力量汹涌而至时，南陈皇室势必只能独自面对这强大的挑战。
其二、南朝最为富庶的三吴地区，经济生产遭遇了巨大冲击。
中国的经济，一开始是典型的“北强南弱”，然而，随着永嘉之乱，中原汉人南迁，南方的经济也随之迎头赶上，而三吴地区也在南朝时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经济的富庶地区。南朝能跟北朝长期抗衡，强大的经济实力自是其坚强后盾。
然而，侯景之乱后，由于战乱频繁，经济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都市建康便在侯景之乱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更要命的，公元550年前后，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灾情（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富室无食，皆鸟面鹄形，衣罗绮，怀金玉，俯伏床帷，待命听终。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以此，江南经济遂遭遇绝境。
南陈建立后，经济虽有所恢复，然而元气已伤，再不复当年盛景，以此，从经济实力上而言，南陈也是南朝四个朝代中最为薄弱的。
兄弟斗
三、趁着南朝内乱，东西魏联袂而至，夺取了大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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