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人家突厥使者也是草原来的，按说也是见过不少狠角色的，但仍为之慑服，只能说，韩擒虎的气场确实万里挑一，史上屈指可数。
朋友们，如果韩擒虎没有这种让人“不敢仰视”的气场，岂能带着五百个人，就建立万世之勋，把一国之君给生擒了？
所以，二位争啥呢？他们生前倒是争的热闹，但是死后，史书却把他们合在一起列传，后世也都把他们二人合称，谁也没能强压谁一头嘛！二位其实不用争，该有的也都会有的，比起某位老兄来讲，二位就算幸福的了。
这位悲催的老兄叫做李德林。大家还记得此人不？这位老兄可说是杨坚从国丈成为皇帝的第一功臣啊，后来因为反对杨坚诛杀宇文氏宗室，才被冷落了。此次平陈，杨坚又想起他来，不但亲自去请教有关问题，高颎也时常过去征询他的意见，应当说，李德林是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的，算是立下了大功的，而杨坚呢，也准备赏他一赏——授柱国，封郡公，赏物三千段。
结果，圣旨都已经快下发了，有人去找高颎，说：“天子画策，晋王及诸将戮力之所致也。今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老兄得摆正各人的位置啊，天子居中调度，晋王和诸将戮力同心，功劳理应都是他们的。你现在归功于李德林，让诸将如何服气？后世怎么看待你平陈的功绩？）
高颎一听有道理，去找了杨坚，于是，此议作罢。
朋友们，最可怜的人是李德林啊，他有功没？有啊，但是，谁让他没有上战场呢？谁让他不得势呢？所以，有功也没用，您呐，憋屈着吧。
这位憋屈的李德林，死于公元590年，也就是平陈之后的一年。在隋朝早年的名臣里，李德林算是最倒霉的一位，在杨坚当了皇帝之后，他的日子就没好过，三天两头遭忌，这大概就是所谓阴谋家的悲哀吧。
在公元590年，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南方叛乱了。叛乱本身并不稀奇，毕竟南陈是新近征服的地区，出现一些零星的叛乱，在所难免，然而，之所以这件事是大事，因为，叛乱的规模实在太大，大到杨坚难以想象——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懀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凌、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
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叛乱的声势，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可能更加触目惊心，那就是，南陈一共六十万户，参与叛乱的，竟有三十万人。可以说，南陈的叛乱已经达到了“举境皆叛”的地步，声势之惊人，令人瞠目结舌。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就要问一问了，为什么南陈会爆发如此叛乱呢？
《资治通鉴》说了三点：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隋朝剥夺了传统南方世族的政治权力）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苏威强制的思想教化不得人心）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还有人传谣说要把南陈人民迁入关中，更加重了南陈方面的抵触情绪）
这三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隋朝轻松灭亡了南陈后，过于自得意满，乃至于认为可以用征服式的方式来统治南陈。
所谓“征服式”，就是硬邦邦的植入式的方式。
比如说吧，官职的任命，隋朝就几乎全部启用北人，而南陈原来的士人，或者得不到任用，或者被北迁至大兴（三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政治前途遂告彻底破灭。
杨坚这么做，本意是想将南北划一，用统治北方的方式来统治南方，所以，南方也用北吏，正式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然而，杨坚操之过急了，南北分裂已近300年，差异性很大，北吏能治北，却未必能治南，更何况，对南朝士人的压制，势必引发南朝社会的不满，如此生硬的空降式统治，引发危机是必然的。
苏威的所谓《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是这种征服式统治的表现方式。苏威这哥们，曾经对杨坚夸海口，说他老爹说的，治天下只需要用一本书，就是《孝经》，当时杨坚对此很赞赏，也认为是治国的不二法门。然而，任何东西都有个度，苏威做事情，就从来不讲度，都是生干愣干蛮干，将好好的“孝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弄成了一种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强行灌输给南方人民，那问题就来了。
南方人民对苏威强行灌输，天天耳提面命，甚至要他们死记硬背的《五教》，反感有多大呢？看看造反后的情形吧：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能把好端端的德化弄成这个德行，搞到天怒人怨，苏威同志也算是有才了。
第三点，其实是谣言，隋朝根本没有要把南朝人民“徙之入关”的行动，但是，很可惜，这条谣言居然传播甚广，而且，很多人都深信不疑。谣言传成了真理，这当然是有问题了，而且是有大问题了。
隋朝有没有干过“徙之入关”的事情？有，陈朝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基本都被“徙之入关”了。由于有此先例，所以，这条谣言就有了一定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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