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昭死后，赵光义同志还前去奔丧（不知道哪有脸皮去的），据说还掉了几滴鳄鱼泪，还忏悔，说你误会叔叔了，叔叔不过是一时气话嘛，何至如此呢？当然咯，是不是气话，赵光义自己心里明白。
两年过后，赵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也就是演义小说里头八贤王的原型，也突然去世了，年仅二十三岁。赵德芳是怎么死的，史书没有明言，但是，大家不妨动动脑子想一想，赵光义脱得了干系吗？
好了，两个例子够多了，现在还有人认为杨坚的“嫡庶之争是祸乱之源”的理论，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
而后，杨坚吸取了北周宗室暗弱而至亡国的教训，大封儿子，以求拱卫中央（帝又惩周室诸王微弱，故使诸子分据大镇，专制方面，权侔帝室）。
开国皇帝大封藩王，这似乎是一个惯例。
刘邦当年称帝之后，就改革了秦始皇急功近利的“郡县制”，采取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双轨体制，一开始分封了很多异姓诸侯王，而后，刘邦又一一将异姓诸侯王铲除，然后换上了同姓诸侯王。
刘邦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因为他是个平民皇帝，本身权力根基薄弱，刘氏江山并不稳固，他需要位高权重分制一方的宗室来捍卫中央政权。
实话说，刘邦的举动并非没有道理。他死后，吕后称制，诸吕坐大，而吕后死后，吕氏就有了取而代之的野心。然而，吕氏最后终为功臣集团的陈平和周勃所灭。但问题是，陈平和周勃为何能灭掉吕氏呢？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吕氏在策划造反过程中的犹豫不决，而他们的犹豫，主要是受制于两方的力量，一是齐襄王，二是楚元王，而当时齐襄王已经发出了讨逆的檄文。因为忌惮两位宗室，诸吕迟迟不敢动手，又因为他们迟迟不动手，才最终为陈、周所趁。
因而，刘邦分封诸侯王的思路，在初时，是被验证了的，是有效的。
然而，这个验证过的思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却产生了副作用，因为，诸侯王本身具有两面性，能捍卫皇权，这固然不假，但与之同时，也是皇权的竞争者，可能会削弱甚至危害皇权。于是，在汉景帝时期，终于爆发了七王之乱，要不是汉景帝有周亚夫这样的绝世名将，胜负未可知也。
跟刘邦一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最典型的，西晋的司马炎和明朝的朱元璋。
司马炎就不需说了，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汉民族的第一罪人，他莫名其妙的大封亲王，又莫名其妙的选了个白痴儿子当接班人，更莫名其妙的给这位白痴儿子选了个性情凶悍的妻子贾南风，这些莫名其妙凑在一起，就演化成了西晋末年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一闹，中原政权遂空前虚弱，少数民族遂找到了机会，于是，五胡乱华，漫长而黑暗的大乱世，就此来临。
朱元璋的经历跟刘邦很像，两个人都是毫无政治根基的平民皇帝，不同之处在于，刘邦对丰沛集团的功臣们还算厚道，而朱元璋，则不信任一切功臣，他所唯一信任的，是他姓朱的那些子孙。
于是，朱元璋大封亲王，给亲王们巨大的权限，甚至，他还定下制度，说有污蔑亲王造反而无实据的，一律杀无赦。而后，朱元璋终于认为自己的江山铁桶一般了——那些功臣宿将们，都被杀得杀不多了；而自己的儿子们，都被派去戍守边陲，成为了朱氏皇权最有力的保障。
于是，某一天，朱元璋得意洋洋的对着他的接班人皇太孙朱允炆吹嘘，说爷爷我给你安排好了一切，叔叔们为你镇守四方，你可以不用像爷爷一样操劳，而可以当个太平皇帝啦。结果，朱允炆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当即就让朱元璋哑口无言——如果叔叔们想造反，那该怎么办呢？
问得好，对于这个问题，朱元璋不知道怎么回答，答案是——无解。
然后就是历史的循环，朱允炆对他这些战功赫赫的皇叔们心怀疑虑，于是登位之初，就决定要削藩，而叔叔们自然也不能束手就擒，有些胆肥而又心大的，比如朱棣，就不免要碰碰运气。于是，燕王朱棣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走上了挑战皇权的道路。
说起来，这个“清君侧”的口号就是借用了朱元璋定下的制度，朱棣表示，有奸臣在挑拨叔侄关系，根据祖制，必须诛杀此等奸佞。朱元璋要是知道自己的制度成为了儿子造反的借口，不知道会不会一口鲜血吐出来。
然后就是著名的“靖难之变”了。朱棣历经艰辛，终于杀到了南京城，他当然不是“清君侧”来的，而是当皇帝来的。当时南京城一片大火，朱允炆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了朱棣这辈子最大的阴影，他不断派人寻找朱允炆，甚至据说，郑和七下西洋，就带有这个目的。
事实证明，大封藩王的宗室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弊病，开国皇帝还活着的时候，还能压得住，一旦死了，大家谁都不服谁，就不免演变为巨大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轻则皇位动摇（刘邦），再重皇位更迭（朱元璋），最重，有可能社稷江山就此倾颓，国破人亡（司马炎）。
因而，杨坚的这个政策，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随时可能出现乱局的，杨谅的作乱，也不过是题中应有之义。幸运的是，由于杨谅实在废物，杨坚的宗室政策还没到动摇国基的地步——废杨秀而留杨谅，或许是杨坚在犯了重大错误之后，一个至关重要的弥补措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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