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都长安，张良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张良说了一堆，但是核心意见很明确，以长安为都，优势就在于地形险要，所谓“形胜之地”，可以令王朝长治久安。
概括一下娄敬和张良的意见，我们就可以看出，一般来说，强盛的王朝为了展现其统治力，洛阳是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要王朝太太平平的，那么，长安显然是个稳妥的选择。定都洛阳，这叫霸气外露，而定都长安，这叫劲气内敛，各有优劣，根据皇帝的性格而定。
杨广现在迁都，就是要从西都长安，迁到东都洛阳；他是什么考虑呢？其实，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他的想法，那就是面子。
杨广为此下达了一份诏书，引经据典，纵古论今，详细解释了他迁都的理由，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吧，没那么复杂，杨广所想的，无非就是霸气外露，他无非就是书生性情，想要效仿周朝，过“天朝上邦，万夷来朝”的生活。
杨广在他的诏书里说了，他想迁都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从当王子的那天起，就有这样的想法，“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一个天天想着迁都洛阳的人，他当然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是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他是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的，用句广告词来说，杨广这个人，打从一开始就抱着“不走寻常路”的念头——所以，杨广很“疯”。
可能有人要反驳我，说不对啊，东汉光武帝，这么一个稳健的皇帝，他不也定都洛阳吗？怎么能说定都洛阳就代表“疯”呢？同志们，光武帝定都洛阳，是跟他的创业历程分不开的。刘秀发家，是因为得到了河北豪族的支持，他的势力范围，是在关东。而当时的长安呢？长安先后为绿林军和赤眉军所占领，而与其相倚靠的陇蜀又是刘秀竞争对手隗嚣和公孙述的地盘，因此，长安很长时间以来都不在刘秀的控制范围内。所以呢，刘秀考虑定都洛阳，完全是从势力范围的角度考量的，这跟后世明成祖朱棣迁都燕京的考量是一样的。
刘秀定都洛阳，带有一些被动性，然而，杨广不一样，他是考虑迁都洛阳，是有主动性的——所以，杨广很“疯”。
杨广之所以“疯”，因为他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
从晋王到太子，杨广在苛刻的杨坚眼皮底下生活了35年，他装得很辛苦。在隋文帝时期，最幸福的是百姓，因为他们摊上了一个历史上都罕见的好皇帝；但是，最痛苦的莫过于皇子们，因为他们摊上了一个历史上都罕见的苛刻的父亲。因为杨坚的苛刻，杨勇从太子贬为了庶人，杨俊抑郁而终，杨秀惨遭幽禁，而杨广，他以极端的克制坚持了下来，他压抑得太久了，所以，当闸门打开时，他的压抑就变成了疯狂。
大家能够理解杨广这种心态吗？反正我是可以理解的。
大概很多人都跟我有类似的经历：
在求学期间，念初中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上一个好的高中，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们玩命学习，每天拼到凌晨，成天跟那些早就熟识了几百遍的习题较劲，为了应付各种考试殚精竭虑，用最大的热忱去关注自己的班内排名、年级排名，我们在拼命压抑自己，集中精力于某一件事。
但是，当高考尘埃落定，我们上了大学，发现这里没有月考，没有硬性的自习课，每堂课换不同的教室，大部分老师叫不出学生的名字，期末考试只需要半个月一周的时间冲刺一下就能过，我们还会像从前那样玩命吗？
不可能了对不对？我们开始学着逃课，只要老师敢不点名，我们就敢不上课，我们每天不到凌晨不睡觉，不到中午不起床，我们开始放纵自己，过最糜烂的生活，而且，疯狂的享受它。
当我们踏入社会，开始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大部分人过起朝九晚五的生活，我们最怀念的是什么时光呢？相信我，大部分人会选择大学时光。为什么？因为这段时光我们的压力最小，我们活得最轻松，我们最无忧无虑。
所以，这就是人性。当我们压抑了太久，我们过了太久我们不想过但不得不过的生活，一旦离开这个牢笼，我们就会变得疯狂，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
当然，杨广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他的这个阶段似乎并不允许他那么疯狂。
言归正传。现在的问题还不只是迁都而已。如果洛阳的都城完好无损，杨广只是搬个家，那么，虚荣也就虚荣了，随他去，反正对老百姓没有影响；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隋炀帝即位这年，也就是仁寿四年的十一月，杨广曾经去视察了洛阳，结果是什么场景呢？用杨广诏书里的话说：“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就是说，洛阳旧城，太破败了，根本不能住人，而且旧城原址已经不能再用了，如果要迁都，第一步，是要建都，要从一片空旷中建成一个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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