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抓战机，就是要抓住对手瞬间露出的一些破绽，进行针对性的攻击。所谓“兵贵神速”，也是抓战机的一种表现，抓的是对方立足未稳、准备不足、战备松懈的机会。抓战机的关键是什么？三个字——快、准、狠。其中，快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不够快，这个战机可能会丢失，双方的力量就会重新恢复平衡。为了做到“快”，是不是前线指挥官就必须有独断专行的权力？是不是就必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事事都要等友军，要请示皇帝，那再大的战机也丢了，黄花菜也凉了，仗也就打不完了。
所以，杨广这命令，是违反了战争的基本原则，是要将己方拖入消耗持久战的泥沼。一旦出现了消耗战、持久战，人多就从优势变成了劣势，为什么？因为人多就意味着消耗多；劳师远征的，消耗多就意味着后勤补给可能跟不上；而后勤补给一旦跟不上，就意味着要疲劳作战；一旦如此，要赢还会轻松吗？
当然，杨广的第一道命令虽然扯淡，但也未必会成为败因，毕竟，从硬实力的角度出发，隋军优势太大了；杨广的第二道命令才是命门，而且，这不是扯淡，这叫搞笑。
搞笑在哪里呢？战场上见真章。《资治通鉴》说：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悟。（大概意思，就是每到辽东城快被破了，城内都说要降，战将们因为杨广所下的诏书，不敢擅自做主，就得请示圣上，结果来回这么一折腾，就给高句丽赢得了重新完成防御部署的机会，而且如此再三。）
此处的笑点在于，杨广下达的这个命令直接成为了被对手利用的杀手锏，不但不能帮助自己，反而帮助了对手。这个命令，说难听了，叫做“卧底型命令”。
后世也有人跟杨广搞过差不多的命令。明朝的时候，建文帝朱允炆和燕王朱棣干仗，朱允炆当时就下令，对朱棣，只能生擒，不能弄死，谁要敢弄死，陷我于不义，就提着脑袋来见我吧。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情况是，等到朱棣闹明白原来朱允炆下了这么道命令后，他就牛逼了，每当战况不利，他就骑着马当着对手的面，大摇大摆的去侦察军情，结果城上的兵将看这情况，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是呢，不敢动！所以，朱棣为什么最后搞定了朱允炆？不是因为兵力多实力强，而是因为朱允炆军队有一万次干掉他的机会，却都被这个命令绑住了手脚。
话说回来，为什么杨广和朱允炆要下这么没脑子的命令呢？
朱允炆完全是迂腐，怕担弑叔的罪名，估计是被他的那些老师四书五经给教傻了；杨广当然不迂腐，他的理由——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
杨广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当然不能说错，毕竟，要征服一个国家，光靠武力是不够的，就拿当年隋朝灭陈来说，武力征服只用了一个月，但是，过了一年，陈朝地面却出现了大规模叛乱，而杨广本人，对此也印象深刻。征服这两个字，包含两个层面，军事层面的“征”，政治层面的“服”，只有两者都做到了，才是完成时。但是，杨广的想法只对了一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征服这两个字，必须有先有后，征在先，服在后，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杨广的错误在于，他虽然认识到了“服”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服”的时序性。而我们要办成一件事，既需要明白一件事该不该做，也需要明白这件事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就拿后世满清征服中原来说吧。满清的步骤就很清楚，首先是“征”，即便要屠城，也要保证把城池攻下；然后是“服”，而且是双管齐下——先用“威服”，多尔衮在入主中原后，发布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后用“德服”，顺治和康熙两任皇帝，在民生和教化这两条上，都下了大工夫。以此，满清为他们在中原的统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相比较只存在了100年不到的元朝，满清自入主中原之后，存在了270年左右，是一个比较长寿的王朝。
杨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还没有完成“征”的情况下，就想着要“服”，一厢情愿的搞双管齐下，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他会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
面子战争Ⅲ——诈败与诈降
战线拖得太长，隋军迟迟没有进展，杨广不乐意了，这跟他的预想差太多了，他本以为以隋军号称两百万连营一千里的威势，拿下辽东城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结果，万没想到的是，却在这里碰到了麻烦。
到了六月中旬，杨广不耐烦了，他亲自巡行辽东城南，视察攻城形势，然后召集诸将，严加训斥：“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杨广认为这是因为将领们不把他放眼里，不愿尽力，所以很生气，而将领们看到皇帝雷霆震怒，当然也很惶恐。
但是，皇帝的生气、部将的惶恐，并不能解决战场上的危机。即便杨广后来选择在辽东城西数里安营扎寨，想着亲临前线督战坐镇，也好让将领们尽心尽力，然而，该攻不下的城池依然攻不下，高句丽守出了心得——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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