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用了一个很诡异的做法——周公托梦。王世充宣称，有个叫张卫通的已经好几次做梦都梦见周公了，周公转托他告诉王世充，灭亡瓦岗军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周公乃是民间解梦的神祗，周公的托梦，尽管难登大雅之堂，但是，民间人士却对此笃信不疑，因此，消息传出后，王世充所部精神为之振奋。
前面我们就说过，宣传这玩意儿，最重要的不是“合理”，而是“对路”。对“合理”的人“合理”，对“迷信”的人也要“迷信”，总之要对症下药。
然后，王世充就给周公盖了座庙，此后每次出征，都要先行祭拜周公。
此外，王世充还请了个巫师，让这位巫师做法，并对军士宣称，说周公命令王世充立即出击攻打李密，战则必胜；如若不然，则必会瘟疫横行，士卒死光。
王世充的这帮手下，南方人居多（王世充是从江都发迹的，他的手下，也是扬州一带人士），而当时南方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如北方人，因而，南方人也被称为“蛮子”，而没文化的另一面，就是迷信，不可思议的迷信。因而，尽管王世充的宣传手法说实话很不靠谱，但是，谁让这帮手下更不靠谱呢？
再说一次，宣传的关键词，是那两个字——“对路”嘛！
在成功提振了士气后，接下来，就是出击了。
此次，王世充从军队中优中选优，精中选精，集结精锐两万余，军马两千余，九月十日，王世充发动攻击，军旗上号令鲜明，印着两个字——永通。
“永通”听着像是票号的名字，王世充为什么选这名儿，老实说，我也不懂。
次日，王世充所部抵达偃师（河南省偃师市），在洛水南岸扎营，而后，开始修筑桥梁，准备渡河作战。眼见老对手大军压境，李密不敢怠慢，令王伯当驻守大本营金镛城，自己则率精锐挺进偃师，封锁邙山要道，严阵以待来敌。
而后，为了研究如何应付来势汹汹的王世充，李密开了个作战会议。
会议上出现了两派意见，首先发言的是裴仁基：“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馀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
裴仁基的作战方式，乃是正面牵制，侧背捣虚。这逼向东都的三万精兵，就是瓦岗军所用以控制王世充的机动兵力，有这三万机动兵力在，王世充就会进退失据，前进，一找不到战机，二后方危殆；而一旦后退，则前功尽弃，疲于奔命；加之其兵少粮尽，自然很容易就被击破。
李密赞同裴仁基的建议，并继续做了说明——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
当然，还有第二派意见，代表人物是陈智略、樊文超和单雄信，他们表示：“计世充战卒甚少，屡经摧破，悉已丧胆。《兵法》曰‘倍则战’，况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机展其勋效；及其锋而用之，可以得志。”
如果说裴仁基的作战方式，是以“稳”为主，强调的是掌握战略主动；那么，陈智略、樊文超（这二位都是从宇文化及那里投奔李密的，属下都是江淮骁果，李密待他们不错，但可惜至今为止寸功未立，难免为瓦岗军旧人不服，如今自是想借此机会立下大功，在瓦岗军中站稳脚跟）和单雄信（翟让集团的骨干），则都表示要“凶”，理由是，咱比王世充人多那么多，打过那么多胜仗，怕怎的？
在这两派意见的交锋中，主张“凶”的，占了七八成，李密虽然最初更赞赏裴仁基，但众意难违，加之自己也心存侥幸，还是选择了第二种战法。
裴仁基对此极为不忿，苦争未果后，用剑击地，悲叹道：“公后必悔之！”
李密到底会不会后悔呢？答案是——会；原因是——历史屡次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稳”还是“凶”，其关键的核心，在于正面交锋，到底谁更占优势。
激进派认为，是瓦岗军优势，因为很简单，人多，而且打过的胜仗多。这种看法，当然是肤浅的，因为，人多未必足恃，而屡胜也未必可全胜。
人多未必足恃，是因为，部队之间交锋，最重要的是一个字——势。
历史上很多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就是因为占据了“势”。项羽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韩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井陉之战，都是个中经典。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势”。
一般来说，输不起的一方，没有退路的一方，占据着“势”；因为，唯有获胜，他们才有一线生机，在此情况下，所有人都会激发出全部的潜能，其爆发出的战斗力，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项羽的巨鹿之战，就是将这种没有退路的“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史记》生动的描述了当时各方诸侯观战的情况：当是时，楚兵（楚军就是项羽的部队）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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