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襄阳的王弘烈，日子当然更不好过，他已经遇到了大麻烦——唐王朝的宣慰使李大亮已经杀了过来，而襄阳附近的百姓，显然不站在他的一边。
局势已经危在旦夕，此时的王世充，已经再也没有他法可想了，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根本无力对抗李世民了，所以，他也就只能出去搬救兵了，而这个救兵，目前而言，也就只能是已经跟他老死不相往来的窦建德了……
枭雄离歌之王世充Ⅲ——演员的自我修养
一个人，当他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环顾左右，赫然发现能够拯救他的人，居然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时，他会怎么想呢？
民国中期，国共合作发动北伐，北洋军阀直系的吴佩孚和孙传芳接连遭遇挫败，眼看失败不日将至。在此危亡关头，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的，只剩下了一个——奉系军阀张作霖。
孙传芳跟张作霖关系很坏，当日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一度将势力范围延伸到长江流域，而将其驱逐的人，就是这位孙传芳；吴佩孚跟张作霖的关系同样不怎么样，他们已经交手过了两次，是直奉两次战争的主角，在很长时间里，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斗得你死我活，后来关系缓和，也是因为他们吃了同一个人的亏——冯玉祥，有了同病相怜之叹。
在此危难关头，孙传芳立即亲自去了北京，拜会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而后，就跟张学良不断攀关系拉交情，最后，就跟张学良拜了把子，当了兄弟。
当然，跟张学良当兄弟，就意味着给张作霖当儿子……但是，为了救命，孙传芳也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一个人，当他春风得意时，碰到自己看不顺眼、许久都不走动的故人，在向自己求援，表示没有老兄你，我就活下了了时，他会怎么想呢？
当时的张作霖，正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乃是国际承认的中国实际首脑，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他就控制了民国中枢；而当他得知孙传芳前来搬救兵时，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决定出兵援助。
张作霖并非想占孙传芳的便宜，平常时节，就是孙传芳认他当爷爷，他也没兴趣理他，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即便孙传芳不来找他，他也一定帮忙。
在政客的逻辑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唇亡了，齿会寒。
拉的下脸的孙传芳，当机立断的张作霖，他们都是标准的政客。
张作霖要出兵南下，需要经过吴佩孚的地盘——河南，而当时的吴佩孚，比之孙传芳更惨，事实上，他已经没有任何一战之力了。张作霖请吴佩孚让出防区，让奉军入豫，抵抗北伐军；吴佩孚没有动静；张作霖再试了一次，吴佩孚还是没动静；事实上，不管张作霖试几次，吴佩孚都是没动静。
最后，张作霖只能霸王硬上弓，直接开进河南，而吴佩孚也没有任何反抗，见大势已去后，去四川投奔了他的小弟杨森。
如果我是吴佩孚，我或许也会选择跟他一样的做法，我们都明白，我们会输，但是，即便会输，我们也不需要别人帮忙，尤其是对手来帮忙。
不能说孙传芳做的不对，为了利益，他只能如此；也不能说吴佩孚做得不对，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他可以选择维护最后的尊严。事实上，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
回到隋末，王世充就是后世的孙传芳，他遇到了困难，只有他的仇敌能帮他，他腆着脸，去求了他的仇人；那么，窦建德是否愿做张作霖呢？
窦建德的谋士刘彬跟他分析了相关的局势：“唐据关内，郑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势也。今唐悉兵临郑，出入二年，郑人日蹙。二国兵不解，唐强郑弱，势必举郑，郑灭则大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莫若援郑，使郑抗其内，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郑完，然后徐观其变。郑若可图，因而取之，并二国兵，乘唐师老，长驱而西，关中可遂有也。”
后面“徐观其变”的部分，是意淫，没有什么太大价值；有价值的，是“齿寒之忧”的那部分，刘彬认为，帮忙是必须的。王世充是敌人没错，但李世民也是敌人，而王世充跟窦建德，乃是唇齿相依，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窦建德认为，刘彬说得对，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忙，得帮！
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击败孟海公，而后，他令部将范愿镇守曹州，而后集结孟海公、徐圆朗的所有部众，西进救援洛阳。不久后，窦建德抵达滑州，郑国宰相韩洪开城迎接。
三月二十一日，窦建德进抵酸枣（河南省延津县）。
而后，窦建德攻陷管州，杀刺史郭士安；又攻陷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溯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派遣部将郭士衡，率兵数千与窦建德会和，合兵一处，计有十馀万，号称三十万。
窦建德进驻成皋（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东原，在板渚（荥阳市北黄河南岸）兴筑宫殿，而后派人通知王世充。
在窦建德出征之前，曾派人写信给李世民，要求睦领友好，和平共处，让李世民退回潼关，交还郑国的土地给王世充，恢复此前的友好关系。
这封“睦领友好”的信件，当然意味着另一件事——窦建德准备介入这场战事，而且，他站在了王世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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