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尊儒和灭佛没有必然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君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存而不论”的态度。宇文邕灭佛也是如此。
宇文邕其实一开始是敬佛的，原因很简单，宇文护是敬佛的。当然，宇文邕的敬佛，大概也只是明哲保身的不得已之举，是他对宇文护一贯态度的体现。然而，对于佛的所谓“慈悲”，大概宇文邕是无法再去苟同了，因为，如此礼敬佛祖的宇文护，一连干掉了他两位兄长——这个“慈悲”，岂不是过于虚伪？
因为宇文护的关系，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对佛教徒的“假慈假悲”，宇文邕从内心深处是非常痛恨和排斥的，这大概是他灭佛最深层次的原因。
公元567年，当时宇文护还在世，就有个叫卫元蒿的人给宇文邕上了道奏疏，言语之间，第一次谈到了灭佛的问题：“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卫元蒿用极端实用主义的观点指出，佛教对于国家的稳定没有任何帮助，当年尧舜这样的圣君，没有佛教这种东西，照样天下升平；如今南齐、南梁这样的政权，大建佛寺，甚至萧衍还几度“舍身入寺”（其后又派人用赎金把他赎出来），该亡国也照样亡国。佛的主旨是什么？“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所以，一个统治者只需要做到“利民益国”，就已是有佛心了。既是如此，又何须花那么大代价，折腾那么多银子，去礼佛呢？
卫元蒿这套“赞同佛家基本理念、但反对国家统治者花钱敬佛”的理论，在当时应该是深深的触动了宇文邕的心，但是，宇文邕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宇文护还活着。
公元572年，宇文邕终于抓住了机会，将宇文护一击致命，当他大权独揽后，终于要着手解决所谓的宗教问题了。该年十二月，宇文邕召集道士、僧侣和百官，讨论了儒释道三者的先后次序问题——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将佛教放到最后，宇文邕已经开始图穷匕见了，但是，此时似乎有些僧侣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在争论佛教该不该在道教之后的问题。聪明人还是有的，有人就开始猜测宇文邕此举的意图了——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宇文邕想要让佛教徒为国家做实质性贡献，要么当兵，要么献地，但是，这些聪明人还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公元574年，周武帝终于动手了——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毁坏雕像，放逐宗教人士）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禁绝淫祠，一切以礼典记载作为保留与否的依据）于是，融佛焚经，驱僧破塔（把佛像融解，把佛经焚毁，驱逐僧侣，破毁佛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佛门变成俗宅，僧侣变成百姓）
公元577年，周武帝平齐，针对北齐的宗教状况，周武帝再度大行整顿，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这在当时占到北齐10%的人口）。
这些有没有起到“加兵富国”的效果呢？至少有人认为是有的：“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有些史书也评价：“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宇文邕大概是最有针对性的，比之此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手段仁慈的多，至少，宇文邕没有拿起屠刀。某种意义上说，宇文邕此举，是实用主义的治国之术。
当然了，宇文邕灭佛虽然对国家可能有好处，能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但是，当时北周和北齐的佛教徒毕竟不是少数，这些被剥夺了宗教信仰的人，内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早年也曾破四旧立四新，禁止民间进行祭祀活动，但实话实说，收效甚微，以笔者家乡的情况而言，还是有不少人偷偷摸摸的进行此类活动的。毕竟，当宗教活动融于生活时，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强行的禁止，也只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民众的不满。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就重新“信仰自由”了，而且，也没看见对社会发展有多大的阻碍。
杨坚的这个“信仰自由”令，很显然是针对着大量的宗教徒而实行的，更可以想见的是，这必然是个很有号召力的政策。
杨坚还做了第四件事——将府户的鲜卑姓改为原来的汉姓。
六镇兵变，某种意义上说，是鲜卑族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次剧烈反弹，事实上，因此导致的东西魏两个政权，都开了一段时间的历史倒车。
宇文泰设立府兵制，将府兵的姓氏改为鲜卑姓，某种程度上恢复鲜卑部落制的色彩，这就是对汉化政策的一种反扑。当然了，由于宇文泰手里的鲜卑势力有限，在东西魏之争中，又损失了不少，很快北周的军事主体就以汉人为主了，到了宇文邕时期，这种情况就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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