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枝”是为了“强干”，但是，“强干”这件事，也是多重因素决定的，宇文赟千算万算，却漏算了最重要的一步——自己的寿命！
杨坚之所以比宇文赟更高明，就因为算先一步——视其相貌，寿亦不长。
就因为多算这一步，杨坚才会想要在出藩之前先等等看，他的“足疾”才会如此恰到好处，他才能在诸多显贵中“幸运”的脱颖而出。
所谓“幸运”，从不会是无源之水，机遇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最“幸运”的杨坚，其所展现的，岂不正是高超的“预见机遇”、“把握机遇”的能力？
宇文赟在最初暴病之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所击倒，直到十几天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宇文赟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他这才意识到，京城内没有得力的亲王坐镇，会有怎样的恶果！毕竟，亲王这东西，既可能是皇位的争夺者，也可以是皇位的捍卫者啊！
“强干弱枝”这一套彻底失败了，自己儿子宇文阐太小，这个“干”强不起来，而他把“枝”给削弱，也只会让这个虚弱的“干”，暴露在一堆野心家面前。如之奈何？宇文赟认为，为今之计，也只能亡羊补牢了，在五月二十二日，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宇文赟，下发了诏书，要求五王进京勤王，保护幼主！
同时征召五王，这也是宇文赟一贯玩弄权术的体现，因为对于这五王，既要用，又要防，自己的儿子太小，无力防，那就让五王各自防着对方吧。
宇文赟的这个安排，就是传说中的“制衡术”。
如宇文赟这样的托孤安排，后世也有类似的例子。
清朝初年，顺治英年早逝，嗣子爱新觉罗玄烨年仅八岁，因此，顺治给玄烨安排了四个顾命大臣——首辅索尼、次辅遏必隆、三辅苏克沙哈、四辅鳌拜。
顺治这样安排，本来非常高明，既维持了八旗之间微妙的政治平衡，又尽力避免了一家独大，威胁皇权——因为，首辅索尼当时已经年迈；而次辅遏必隆，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墙头草；三辅苏克沙哈，地位尴尬，是睿亲王多尔衮的部下；最凶恶的鳌拜，虽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但位次最低，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后事安排成这样，苦心孤诣的顺治本可以含笑九天，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令顺治没有想到的是，最凶恶位次最低的鳌拜居然能够在四辅臣中脱颖而出——原因？因为索尼年迈而又奸猾，在没收到皇室的政治献礼前，拒绝表态，等他得到了皇室的大礼（孙女被纳为皇后），准备恭请康熙亲政时，却已经时日无多；遏必隆是个墙头草，很不幸，这次他倒向了鳌拜，作为次辅，却甘心做小；苏克沙哈有能力，但地位实在尴尬，能量有限，最终被鳌拜击倒……于是鳌拜专权！
事实证明，“制衡术”实在是个很高端的技术活，光靠在脑袋里进行模型推演，往往是不够的。顺治很不幸，把“制衡术”玩砸了，给儿子康熙留下了鳌拜这样凶恶的敌人；但是，“玩砸了”，只能说明功夫不到家，并不能说明“制衡术”本身有问题——毕竟，同一套太祖长拳，让一般人来打，只是平平常常，但要让英雄人物乔峰来打，却能在聚贤庄力敌天下豪杰。
“制衡术”本身没问题，宇文赟让五王顾命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实在撑的不够久，两天后，五王还一个都没进京，他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于是，顾命大臣的位置立即换了人，蛰伏了许久的杨坚一鸣惊人，脱颖而出，而当六月份，五个亲王先后进京后，他们才赫然发现——朝政已非啊。
如果说外部的尉迟迥，是杨坚控制“国内”局势的最大对手，那么，京城的五王，就是杨坚控制“朝内”局势的最大对手。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关于这场大战，《资治通鉴》写得绘声绘色，我们也不免细细看来：
五王虽然是最大对手，但率先倒霉的，却是毕王宇文贤。这位“毕刺王贤”，是明帝宇文毓的儿子，也就是宇文阐的叔叔辈。
《资治通鉴》对此事件一句话带过：雍州牧毕刺王贤，与五王谋杀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
《周书·毕刺王传》对此事件倒是略为详细：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国除。
显然，《资治通鉴》和《周书》的说法是有矛盾的——《资治通鉴》着重一个“谋”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未遂（犯罪已经启动了，但由于犯罪人以外的客观因素，没有能够得逞）；而《周书》着重一个“言”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预备（已经有犯罪动机了，但还没付诸实施）；朋友们，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这可是天差地别的。
到底谁的说法更可靠呢？个人感觉应该是《周书》。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杨坚是个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屁股，如五王这样的危险人物进了京，杨坚第一步会做的，当然是派人严密监视，限制五王的行动自由，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五王还能跟毕王搭上线，那杨坚也就不用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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