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某些佛教书籍中有详细描述：
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围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便断，犹有六十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流尸水中，水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闻帝，帝曰：“此段一诛，深有枉滥，贼止蔚迥，余并被驱。当时恻隐咸知此事，国初机候不获纵之。可于游豫园南葛履山上立大慈寺，坼三爵台以营之，六时礼佛，加一拜为园中枉死者。”寺成，僧往依敕礼唱，怨哭之声一期顿绝矣。
这个记载大体上问题不大，只是在遇难人数上有所夸张，事实上，杨坚确实有因此立寺的故事，佛教文献中，还能找到杨坚立寺的诏书，这里不予赘言了（当时杨坚颁布诏书是在公元581年，一年过去了，游豫园内的冤魂仍未散去，仍有夜闻鬼哭之声，杨坚自己也深感不安，这才决定要立寺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尉迟迥之乱平定之后，亲自着手屠杀的韦孝宽，便在该年十二月病故了，其间渊源，似是难以说尽了。
杨坚对邺城民众的大屠杀，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不只是“夜闻鬼哭，其声凄厉”那么简单，更严重的后果是，他意图制造的这种恐怖高压气氛，并没有震慑住北齐境内的人民，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一有机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
将时间拨回到隋末。隋末的枭雄中，最为有名的，自是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和杜伏威这几个。论起才华，自是李密居于第一；论起狡诈，不免首推王世充；论起豪情，杜伏威首当其冲；但是，论起基业的深厚程度，却只能是窦建德。
李密、王世充和杜伏威的力量消亡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了反复，唯有窦建德的夏国灭亡后，有过多次反弹，他的部将刘黑闼曾在境内掀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叛乱潮，而且，每次刘黑闼义旗一举，都几乎是举国响应。
刘黑闼第一次举兵，最初只有一百多人，看似根本掀不起风浪，但是，“不半年，尽有建德故地”。这次，刘黑闼失败了，被李世民讨平，他本人也逃入了突厥。但是，不久后，刘黑闼再次卷土重来，再度造成巨大声势，“繇是河北复叛归贼”，最后，还是太子李建成出马，才最终干掉了刘黑闼。
河北之地屡屡反叛，是因为窦建德得人心？是因为刘黑闼有号召力？恐怕都不尽然，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杨坚这次惨烈的屠杀上。
此外，杨坚还做了第二件错事，请看《资治通鉴》：
虞庆则劝隋主尽灭宇文氏，高颎、杨惠亦依违从之。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于是周太祖孙谯公乾恽、冀公绚，闵帝子纪公湜，明帝子酆公贞、宋公实，高祖子汉公赞、秦公贽、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兑、荆公元，宣帝子莱公衍、郢公术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进。
篡位的杨坚，对宇文氏进行了大清洗，而反对清洗的李德林，仕途也就此终止。宗室残杀，这在南北朝本不足为奇，但是，北周取代西魏后，却第一次打破了惯例，并没有对元氏进行摧毁性清洗，而且，此后北周的政治斗争，不论是宇文护（宇文护对李远、李穆家族就很宽容），还是宇文邕（宇文邕甚至重用了依附宇文护的宇文宪），都是非常谨慎的进行了善后，没有出现大清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周政权本身是一个联合政权，是武川军功贵族和关陇当地豪族合流而成的，在这样的联合政权里，为了保证一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开杀戒都是被严格限制的，所以北周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做法。
毫无疑问，杨坚所建立的隋朝也是这样的联合政权，性质跟北周无二，他采取的大清洗手段，非但无助于“深根固本”，反而从一开始就给王朝埋下了炸弹。
前面我们提到过儒家的“王道”和“霸道”之说。乱世可用“霸道”，然则，在治世，则只可用“王道”。
举例来说，后世的赵匡胤，在五代十国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夺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在赵匡胤之前，已经有五个人尝试过建立一个统一国家了，所以才有“五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之所以如此，原因比较复杂，但大部有这样的因素，就是不行“王道”，而一味行“霸道”，体现在王朝更迭，就是滥杀前朝宗室。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恶性循环，太平遂遥遥无期。
赵匡胤，从政治背景而言，并未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样出身于社会底层，然而，为什么他建立的宋朝，却能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重新完成又一次统一呢？看看他是怎么对待敌人的吧——对于后周宗室，他诏令后辈不许诛杀，并允诺柴家世袭罔替当王爷；对于功勋将领，他没有滥行屠戮，而是杯酒释兵权；对于文官，他规定不得诛戮，因此宋朝对文官的处理办法多是流放……
赵匡胤用“仁慈”的手段，成功完成了乱世后的一次政治整合，使得宋朝没有沦为“六代”，这其中的政治智慧，岂不容后人深思？
杨坚诛杀宇文氏，这是“霸道”，而非“王道”，所以，从这一刻起，隋朝的国祚某种意义上，便已经可以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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