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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03)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的这些角色因为受到自身佛教僧侣身份的影响,反而遮蔽了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因为佛教僧侣强烈的宗教信仰属性,其往往将政治运作置于信仰的舞台,用灵验、感通、仪式、咒术、宇宙观等包装,有别于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研究者也往往将佛教僧侣的政治活动,跟传统的政治运作划分开,似乎两者并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场域。另一方面,后世的史料再造也遮蔽了佛教僧侣在政治起伏中的形象和角色。比如义净,在武则天倒台之后,其在武则天政治宣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被抹去,直至宋代的赵明诚读到唐碑《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的碑侧内容,才发现武则天“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尊号,正是由义净所奠定的,不由得感叹:“余尝谓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12]

  若摒去其僧侣的身份,其实在中古时代的许多高僧,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识人。他们中间有的精通阴阳术数,有的精通诗词歌赋,有的擅长商业组织,有的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记录者。道宣(596~667)[13]、道世(?~682)等佛教高僧,撰写了大量记录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前期历史事件的文字,比如《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等,内容丰富。这些历史书写,有的时候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用现代理性主义的观念看,属于荒诞不经的内容。正因如此,此类文献反而有别于经过政治审查的官修史书,保存了大量的被传统政治史研究所忽略的信息。他们在进行书写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文学”的帽子是我们后来用现代学科追加上去的,只不过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再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本身知识背景和社会角色的影响。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不但是宗教徒,而且还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佛教寺院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部分,佛教知识分子应该被视为知识精英的一部分。将中古政治史与信仰世界分开的做法,实际上割裂了本属同一历史语境的两个重要层面。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思想世界和知识世界依然深受宗教意识的影响[14],物质文明和思想世界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宗教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尤其是政治宣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实政治中的权力结构在佛教信仰世界的反映,产生了佛教寺院、特定学派、特定僧团与特定政治集团存在密切关联性的情况,寺院和僧团地位的升降,与政治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相关,组成了当时信仰与政治世界复杂图景的一部分[15]。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隋唐之际中国佛教从学派佛教转变为宗派佛教。尽管对于宗派的数量或者定性略有差异,但这些研究大多坚信中国佛教宗派林立的图景发端于隋唐之际。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宗派林立、佛教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画面,实际上是后来的想象和构建。以往的研究可能夸大了宗派在真实历史图景中的意义。隋代涅槃学最为发达,但是细究史料,并不能找到有一个强烈群体认同的“涅槃宗”存在。若抛开哲学、义理的层面,深究其历史细节,则可发现,其实维系一个僧团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或者说呈现出较为强烈凝聚力的,并不是排他性的学理,而是基于师承、地域、政治赞助等形成的综合认同基础。在隋文帝政治宣传中扮演国师角色的昙延,弟子众多,影响深远,乃至大兴城的城门都以“延兴”“延平”命名,其僧团的维系更是延续长达80年之久,到了道宣撰写《续高僧传》时,仍未断绝。就昙延僧团而言,地域认同、师承关系在维系僧团的认同和凝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僧人唯学是承,甚至可以投学他师。即便昙延是隋文帝国师,也并不垄断寺院或者寺产;就算在专注涅槃学的僧人内部,昙延僧团之外,还有慧远等其他僧团,但是其地域背景、学术流派并不相同,也并无竞争关系[16]。

  在既有的有关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宗派的兴衰和政治起伏的关系是一个热点话题。不过这种将佛教宗派与政治集团相比附的讨论,往往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背景。比如学者们经常讨论的天台宗和隋代政治的关系,其实所谓天台宗在整个历史图景中的地位被放大了,就隋代和唐初的情形看,所谓天台僧人并不能在首都也就是佛教的中心占据任何主导或者权威的地位,从一开始,它就与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根据成书于664年的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太宗所委任的“十大德”,有信息记载的有七位,这七位中,六位是解经师而不是禅师。而天台宗的僧人,并不包括在内,净土信仰和三阶教的僧人也都不在其中。很多学者认为,是因为天台宗和隋朝皇室交往密切,所以唐初的帝王才不支持天台宗[17]。其实,天台宗的道统是后来才逐渐构建出来的。灌顶(561~632)后来在《摩诃止观》序论里,引用《付法藏传》编造自释迦牟尼以降的传法谱系,交代智顗的师承关系,从而构造了自命为佛法正统的天台宗道统。但是“天台宗”的字眼,在湛然撰写的《法华经大义》中才第一次出现。其实即便在隋代,天台僧团,至少在智顗去世以后,已经不再为隋炀帝重视。灌顶甚至曾被其他僧侣诬陷为巫,押送到对高句丽作战前线接受隋炀帝的处罚。所以并不存在天台宗因为支持隋朝而在唐初遭到政治打压而衰落的问题[18]。在隋代和唐前期的佛教中心,慧远和昙延的僧团,远远比智顗的僧团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权威。历史的研究,并不能因为后来天台宗的兴起而做倒放电影式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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