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真切体会古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去除现代知识的傲慢，“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40]。中古时代，佛教在知识、信仰、政治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佛塔的光芒照耀着都市生活，影响到人们的心灵和行动。若要研究中古政治史相关的问题，不得不将信仰世界纳入视野。本文仅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仅涉及知识、信仰与政治关系诸面相中的一小部分。佛教的理想君主观念、域外传统与佛教政治意识形态之关联、佛教与阴阳五行之关系、空间与宇宙观、商业和经济、政治建筑与符号、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等诸多层面，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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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英刚：《神文时代：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之关联性》，《学术月刊》2013年第10期，第133～147页。
[2] 所有的历史作品，最后都用文学写作的技巧和手法表现出来，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客观性质疑的重要依据。虽然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将史学化为文学，但是文学创造也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完成，自然会反映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从而为历史学提供那个时代的历史世界和思维世界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字写作，又都是史学。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则不论官方记载，还是宗教书写，或是笔记小说，对历史研究都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关键是如何解读。有关方法论的讨论，参看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2年第12期，第1～25页。
[3] 慧沼的《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是有关十一面观音信仰的重要著作。他同时还是这一时期佛教界的重要僧人，如薛怀义一样，担任过武周时期白马寺的寺主。参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唐淄州慧沼传》，《大正藏》第50册，第728页下；李邕（678～747）：《唐故白马寺主翻译惠沼神塔碑并序》，佐伯定胤、中野达慧共编《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卷下，《卐字续藏经》第88册，第383页下。
[4] 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藏》第50册，第283页下。有关法藏神功年以十一面观音像击退契丹事，陈金华有详细讨论，参看Jinhua Chen，Philosopher，Practitioner，Politician：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643-712），Series Sinica Leidensia 75，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pp.244-251。
[5] 参看颜娟英《唐代十一面观音图像与信仰》，《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6年第11期，第87～116页。
[6] 比如就武周政权与佛教僧团之关系而言，以薛怀义、惠范为代表的“邪恶”政治和尚，以菩提流志、实叉难陀为代表的外国翻经僧等，成为众所瞩目的研究对象。
[7]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第63页。于是有很多研究讨论为什么唐太宗对李承乾的教育失败了。
[8] 《旧唐书》卷七六《恒山王承乾传》，第2648页。
[9] 即便对于已经倒台的李建成，道宣也仍用“皇储”称呼他，并记载他对佛教的护佑和支持。参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大正藏》第52册，第381页中至下；西京弘福寺沙门彦琮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大正藏》第50册，第200页下～201页中。
[10] 孙英刚：《李承乾与普光寺僧团》，日本《唐代史研究》第18号，2015，第107～129页。
[11] 这类的研究非常丰富，比如Peter 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艾尔曼（B.Elman）认为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忽略当时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环境，主张把思想史的研究跟当时的社会史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史即为社会文化史（social cultural history）。当然，艾尔曼并没有明确指出佛教等宗教因素在唐宋思想转型中的角色，但是其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环境的意见和笔者相合。参看艾尔曼给This Culture of Ours 所写的书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5，No.2.（Dec.，1995），pp.519-535］。
[12] 赵明诚：《宋本金石录》，中华书局，1991，第592页。
[13] 关于道宣的研究，可参考陈怀宇的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2007。
[14] 参看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的思想转型》的相关论述。陈弱水认为唐人心灵世界为二元结构，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这是当时思想世界的主要特点。
[15] 比如荣新江对大安国寺的研究，指出大安国寺由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去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参看荣新江《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5～25页。笔者也曾专文讨论了长安大荐福寺与中宗政治生命之关系。参看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载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125～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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