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详细讨论参看孙英刚《何以认同——昙延（516～588）及其涅槃学僧团》，载洪修平主编《佛教文化研究》创刊号（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120～166页。
[17] 有代表性的比如Stanley Weinstein，“Imperial Patronage in the Formation of T’ang Buddhism，”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89-298.
[18] 天台宗伪造历史的相关讨论，详见Chen Jinhua，Making and Remaking History：a Study of Tiantai Sectarian Historiography，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ABS，1999.
[19]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第137～147页；又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37～155页。
[20]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97页。
[21] 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件十一面观音像，题记云：“检校造七宝台、清禅寺主、昌平县开国公、翻经僧德感奉为国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一区，伏愿皇基永固，圣寿暇长。长安三年九月十□（日）。”〔日〕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7，第571页；〔日〕关野贞、常盘大定编《支那佛教史迹》（一）图版28，佛教史迹研究会，1925；金申编《佛教雕塑名品图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第320、321页。
[22] 相关论述参看Antonino Forte，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5。
[23] 详细讨论参看孙英刚《从五台山到七宝台：高僧德感与武周时期的政治宣传》，《唐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4]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mandate）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达到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嵩山等），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出现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阐明统治合法性更需要政治修辞和理论渲染，在中古时期，在没有现代政治学说可以凭借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是主要的政治语言；而“龙图”“凤纪”“景云”“河清”等，则是主要的政治符号。有关论述，参看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5]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有关讨论参看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98～109页。
[26] Peter Berger：《神圣的帷幕》，高师宁、何光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7～41页。
[27] 有学者指出，《宝雨经》有关武则天女身为中国主的内容，比《大云经》要清楚得多。参看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第209页。
[28]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22、244页。
[29] 僧佑录中失译经人名，今附宋录的《佛说法灭尽经》，《大正藏》第12册，第119页中。
[30]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09页。
[31] 刘凤君：《山东省北朝观世音和弥勒造像考》，《文史哲》1994年第2期，第48页。
[32] 季羡林：《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文史哲》2001年第1期，第5～15页。
[33] 上原和甚至认为，弥勒菩萨像左手所持的小容器，可能并不是我们所通常认为的水瓶，而是代表弥赛亚或者救世主身份的油膏壶。“messiah”这个词本意就是“受膏者”，因此推测弥勒作为救世主身份，是否受到了古代东方宗教传统的影响。参看〔日〕上原和《犍陀罗弥勒菩萨像的几个问题》，蔡伟堂译，《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62～70页。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上述观点，但弥勒信仰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救世主精神的宗教政治学说，从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历史中可以找到明证。
[34] 殷光明极其准确地指出了隋文帝、武则天都宣称自己是转轮王下生，在境内实行正法。参看《关于北凉石塔的几个问题——与古正美先生商榷》，《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第64～76页。
[35] D.L.Overmyer，“Messenger，Savior，and Revolutionary，” in Alan Sponberg ed.，Maitreya，The Future Buddh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0-115.
[36] 王惠民认为这是对稍前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灭佛的抗议或者反动。参看王惠民《北魏佛教传帖原件〈大慈如来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43～45页。不过它也有可能是自上而下颁布的、利用弥勒信仰进行政治宣传、加强统治的官方文献。
[37] Erik Zürcher，“‘Prince Moonlight’：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T’oung Pao LXVIII，1-3（1982），p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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