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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_包伟民/刘后滨【完结】(11)

  一 别开生面的辽金史学研究

  1979年,刘浦江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在求学期间,已展现出对历史文献的浓厚兴趣[2],为将来的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但对他而言,这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1987年10月,他忐忑不安地来到邓广铭先生家,本想请邓先生介绍他去中华书局,可未曾想到,他叩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在晤谈两小时之后,邓先生对这位年轻人颇为赏识,当即决定要把他调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经邓先生竭力争取,他终于半年后顺利进入北京大学。[3]

  刘浦江先生调入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后,师从邓广铭先生,长期担任其科研助手。当时邓先生布置给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彻底解决《大金国志》一书的真伪问题,于是他花费了半年时间,逐条查找此书的史料来源,并写出《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4]一文,这是他接触辽金史的最初机缘。但此后几年,他一度心有旁骛,直至1992年才最终确定了其学术坐标,说来不免有晚学之恨。[5]就在这一年,邓先生命他协助自己完成《三朝北盟会编》的点校工作。[6]在之后的五六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此书的整理与研究之中。据他后来回忆,那些年,他基本上是每年上半年做金史方面的专题研究,下半年则要点校数十卷《三朝北盟会编》,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及对宋代文献之熟稔主要就是在此期间奠定的,同时这也更坚定了其从事辽金史研究的信念,所以这项工作可谓令他终身受益。就这样,在邓先生的鼓励与引导下,刘浦江先生逐步走上辽金史学研究的道路。

  先生常对我们学生说:“要做一流学者必须得有一门拿得起来的断代史或专门史作为看家本领,首先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才能谈得上向外拓展。”对于他而言,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无疑就是他最主要的学术阵地。

  在先生看来,辽金史在中国史学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素以冷僻著称,“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从事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7]。他早年以研治金史起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辽史,此后长期在辽金史学领域耕耘开拓,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被公认为当今辽金史界的领军人物。对于长期沉寂萧条、只有数量增长而缺乏高质量的精品的辽金史研究现况而言,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称得上是别开生面,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具体来说,刘浦江先生对于辽金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辽金史上诸多关涉重大的核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完全是以问题为导向,据其自述,他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向来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8]翻开先生的论著目录,我们会发现,他所研究过的辽金王朝开国史、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辽朝国号、部族制度、头下军州,金代户口、捺钵、财政税收制度等诸多问题,无不是辽金史上最为核心、关键的重大议题。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前人研究比较薄弱,甚至长期无人问津的。而先生穷尽史料,对此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清理,使我们对辽金王朝核心层面的诸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大大地推动了辽金史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

  追求难度系数也是先生辽金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他长期关注辽金史领域内那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曾总结有“辽金史上的十大难题”[9]。他的许多文章就是专门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做的实证研究。其中,最令先生满意的两文当数《再论阻卜与鞑靼》和《金中都“永安”考》。[10]阻卜与鞑靼之谜是困扰自王国维以来中外学人的一道世纪难题,先生通过全面考索宋辽金元文献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证明辽金史中的阻卜(阻)绝非元朝史臣凭空杜撰,该词源出契丹语,后为女真语所因袭,终于解开了这一百年谜团。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初,曾改燕京析津府为永安府,这是清代学者施国祁精心考证后的一个重要发现,这一结论虽已被辽金史、历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者视为定谳,但在先生看来,这个问题仍存有很大疑点。果然他的研究最终推翻了前人成说,证明“永安”一名乃是海陵天德三年所改的燕京新地名,所谓“永安府”事实上是子虚乌有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辽金史研究中是具有较高难度的,而先生却均能将其彻底解决,眼光之独到,考证之精审,论述之缜密,在辽金史学界实数少见。他的研究堪称是辽金史学“精耕细作”、向深度发掘的典范之作。

  第二,拓展辽金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充分利用民族语文资料和跨学科知识进行历史研究。先生在谈及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时,曾说辽金史学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在材料和方法上寻求突破,前者除了指大力发掘传世文献史料之外,更要充分利用民族语文资料,而后者则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11]他本人的研究就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此二者对于推动辽金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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