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照陈氏在《略论稿》中对“关中本位政策”影响下产生之政治集团的描述，就可发现《述论稿》对“关陇集团”特性的描述意义之所在。
在《略论稿》中，陈氏认为宇文泰所以与山东、江左成鼎峙之势，除去具体之经济、军事举措外，还通过文化措施“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4]这一论断中“融合”及“坚强”二语，对“关陇集团”所具牢固稳定特征之描述，较之《述论稿》中“不可分离”之定性相去甚远。当然，《略论稿》此段仅就政治文化方面加以阐述，而且该书主要论隋唐制度之南北朝源头问题，政治组织与地域性集团并非重点，故而不独此篇，该书论兵制、财政等篇亦未强调这些具体政策与“关陇集团”之关系。唯其如此，《述论稿》所言“关陇集团”所具有之“不可分离”之特性才值得特别重视。这一状态描述，正是陈氏对此集团形成后所具有的“超稳定”特性的认定，在陈氏看来，“不可分离”的“关陇集团”是“关中本位政策”落实的结果，西魏北周至唐初，若无这一整体性政策统摄一切，便无法形成“不可分离”之强大政治实体，亦不可能在权力几次易手时仍保证此集团掌控全局；李唐天下底定之后，一旦该本位政策遭破坏，“关陇集团”自然亦被削弱。反之，如“关陇集团”之地位先被撼动，本位政策亦无法继续支撑，变局亦随之出现。这一有关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看法，正是《述论稿》上篇的基本思路与论说线索。
陈氏如此强调“关陇集团”这一概念及其特性，但恰如孟彦弘所言，他“对这两个概念（即‘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笔者注）的内涵并没有展开进行讨论”[5]，给这一论题留下了极大的缺口。正因其未对此概念内涵加以说明，若干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如“关陇集团”除“不可分离”之超稳定特性外还有何其他特征、其在西魏北周以后又有怎样的发展等，陈氏本未详述，后来者往往据己意揣度，人人取舍不同，遂使此概念的接受与传播过程显得颇为杂乱，逐渐形成了“一个关陇，各自表述”的状况。
除去概念阐述与相关问题解释方面的不足，“关陇集团”形成这一论说过程本身亦有可商榷处。此论说过程层层递进，但每个环节的结论并非完全成立，这种由具体结论的可信度带来的对论证结构的完整性与最终结论的真实性的影响，也导致了整段论说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非致密无间。比如，李唐皇室是否出自赵郡，陈氏的论证其实并不充分[6]，这便影响到这一结论与下一环节中宇文泰令汉人改郡望之事的关系；而令汉人改易郡望之事若确为事实，除此项举措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视为宇文泰整合治下胡汉文武人群之“新途径”，亦语焉不详，故而是否存在具有整体意义之“本位政策”亦存在疑问；设若确存在统摄全局之“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人士又如何在观念中协调这一本位观念与原有之家族、地域意识与传统，《述论稿》中亦未明言。
对“关陇集团”的模糊界说，以及在事实层面的论证不足，是“关陇集团”学说本身的第一重困境。
2.对“关陇集团”瓦解及此后权力重组的论说
在提出“关中本位政策”造就“关陇集团”之后，陈氏做了更为宏观的描述：“隋唐两朝继承宇文周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7]
在陈氏看来，关陇集团自西魏形成之后，虽历经北周、隋、唐号令三嬗，但控制政局之地位一直未受动摇，这是陈氏与他之后的多数学者不同的地方。后人多认为北朝隋唐之际“关陇集团”的成分与地位可能发生了变化，并从各种角度对变化的具体表现与原因进行解说，而陈氏则认为此时期“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得以继续，故“关陇集团”亦未发生变化。这种认识恐怕并无史料的直接支持，而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周隋唐皆出自武川”之说。
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寿，家于武川，元寿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四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锡，天锡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8]
从陈氏的相关研究来看，他并不同意杨隋李唐出自武川之说，但周、隋、唐出于同一地域集团，则是陈氏与赵翼共有之看法，只不过赵翼归之于“王气”，陈氏名之曰“关陇集团”，皆是将其视为超越政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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