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金汉文史料严重缺乏的状况下，契丹、女真文字资料的出现无疑给辽金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诚如先生所言，“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12]。于是先生力图打破这两者之间的隔阂，将民族语文资料真正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上文提到的阻卜与鞑靼问题的解决，即全赖契丹小字和女真字石刻材料所提供的关键线索。而最能体现契丹语文资料之于辽史研究价值的，就是先生关于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13]他通过对契丹大小字石刻材料所见契丹人名、字的考释，结合相关汉文史料，揭开了从不为人所知的契丹族父子连名制的奥秘，这一研究是运用契丹文字资料研究契丹史的力作，代表着辽金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因此，著名契丹语言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总结刘浦江先生在辽金史领域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用契丹文字研究辽史，刘浦江先生开风气之先”。[14]
先生曾指出：“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15]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就不乏运用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并升华问题的成功案例。如关于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除了利用契丹语文资料进行探索之外，它还是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作品。其文通过考释契丹文字发现契丹人父子连名的现象之后，又结合中外民族志资料与文化人类学理论，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父子连名制的具体类型和语言学、民族学特征，其学术意义和旨趣已超出了辽史研究本身，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又如《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这篇长文[16]，在钩索宋辽金元及域外文献的基础上，充分结合考古学材料以及古今中外的民族志资料，对契丹社会的人殉制及北方民族的殉葬传统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割体葬仪”的概念分析述律后“断腕”故事的原型，同时又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辽金元“烧饭”之俗的含义界定及源流情况做了深入考察，其所涉学科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先生在跨学科研究方法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于辽金史研究的“学术突围”而言，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第三，能够将具体的辽金历史考证问题升华为牵涉全局、关照面广的中观或宏观议题。先生平日常常教导我们，在做微观具体研究时，绝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时刻有“上层次”的问题意识。所谓“上层次”主要是指在考证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能够以小见大，在一个更高、更广的层面申发其历史意义。这种能力正是先生的过人之处，他在做学术研究时，总能见微知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微观实证牵引出一系列中观或宏观的重大议题，从而大大提升了其辽金史研究的整体层次。如关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研究[17]，他首先对金上京会宁府的国都地位及其真实形态做了细致的考证辨析，然后将其置于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下加以解读，进而揭示出北族王朝政治体制变迁的某些共性。其思路之开阔，眼光之高远，令人叹服。又如《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18]一文，以论证辽金两朝的德运之争为基础，进一步系统剖析辽金元明清历代对北族政权的政治定位问题，从而勾勒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充分彰显先生高瞻远瞩、把控全局的宏观思辨能力。他的这些成果将辽金实证研究升华为层次更高且具贯通性的历史问题，为辽金史研究整体水平的跃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刘浦江先生在辽金史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别开生面，为长期沉闷的辽金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对辽金史上诸多重大问题均有相当精深的系统研究，并拓展了辽金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推动了辽金史整体研究水平和层次的提升。就这些非凡的学术成就而言，他不愧为当今辽金史学界的中流砥柱。先生曾对我们说，他毕生有两大心愿，第一就是希望他所做的辽金史研究能够超越此前的所有辽金史学者。不知在他心中，这一学术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了呢？
二 “旁通之道”：从宋辽金到辽金元
刘浦江先生研治辽金史二十余载，对于这一断代史的总体状况始终有着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一道永恒的难题，也是辽金史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根本症结所在。辽金史研究要想走出困厄，改变辽金史学的冷落局面，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寻求突破，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学术突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突围呢？其实，先生对此已有很成熟的考虑。
20世纪末，他在撰写王曾瑜先生《金朝军制》的书评时，就已对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做了深刻的反省，并首次提出21世纪辽金史研究的新出路，他概括为“必须从上下、左右两个方向去寻求突破”。[19]据他解释，所谓“左右”，主要是解决史料不足的问题，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应该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蒙元、高丽、日本，尤其是宋、元文献，史料发掘的余地还很大。所谓“上下”，主要是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研究辽金汉制，不妨着眼于唐宋；研究契丹、女真制度，不妨从东胡系民族或清代历史中寻求答案。后来，他又将上下、左右这两个方向进一步阐发为“穷尽史料”与“旁通之道”这两条可能的出路。[20]关于“穷尽史料”，先生素以文献见长，尤精于宋元文献，故对他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学术自觉，无须赘言。在此，我想结合先生的学术经历，重点谈谈他个人的“旁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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