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正是随着论著数量的激增，研究者用心寻找有深入研究空间的研究对象，一些相对冷门的议题也开始被人关注。就研究领域的整体而言，似乎正呈现出一种讨论议题全面铺开的趋势。除全国性议题外，一些地方性的史事、人物与都城建置等都有了专著讨论。例如仅仅关于明州，与日本学界推动的“明州计划”相呼应，[4]就有范立舟等讨论明州“甬上四先生”，郑丞良讨论明州的先贤祠，陈晓兰讨论四明的教育和学术等。[5]关于南宋行都临安城的研究专著更多。仅收入“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就有先后由何忠礼、辛薇主编的《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论文集之初编与续编，[6]以及其他10种由不同作者撰写的专著问世。[7]研究南宋历史人物的专著数量也不少。除各领域名人外，一些相对次要的历史人物或者他们的群体也开始进入学者关注的视野。例如丁式贤讨论南宋初年的宰相吕颐浩，[8]沈如泉讨论鄱阳洪氏，[9]王三毛讨论南宋文学家与经学家王质，[10]方勇关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11]丁楹关注南宋遗民词人群体，[12]陈书良则关注南宋的平民诗人群体，[13]等等。制度史领域如刘馨珺研究南宋县衙的狱讼，在梳理制度的同时，兼具一种社会史的视野，使得讨论更有意义。[14]
再次，可能是因为比北宋相对晚近，南宋历史文物的遗存略多，同时也是因为近年各地大兴土木，作为它的“副产品”，近十余年来所发现的南宋时期历史文物相当丰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其中尤以城市考古领域为突出。例如由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南宋临安城考古，其中临安府治府学、恭圣仁烈皇后宅、修内司窑等遗址的发掘，均被列入当年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近年来整理出版有《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等考古报告四种，都是关于南宋历史重要的考古资料。[15]此外还有由唐俊杰、杜正贤编著，全面介绍临安城考古成果的《南宋临安考古》一书，[16]以及马亦超对修内司窑瓷器的专题讨论，[17]姜青青依据宋版刻本对《咸淳临安志》所附“京城四图”所做的复原工作等。[18]其他一些地区的宋代城市考古也成绩斐然，例如扬州宋大城北门水门遗址、[19]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20]广州宋代城墙遗址，[21]以及重庆白帝城宋城遗址、江苏泰州城南宋代水关遗址、四川南充青居城遗址等的发掘工作，[22]都极有学术价值。此外，近年由蔡东洲教授领衔的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古城堡文化研究中心大范围调查四川地区南宋时期堡寨遗址，已发现不少新资料。[23]
新材料发现对学术研究的刺激有时相当直接。例如关于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南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纸背文书出版的《宋人佚简》研究，学界至今已见有数十篇相关研究论文，其中多数是近十余年发表的。2011年，孙继民、魏琳还出版有《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研究专著一部。[24]2012年由包伟民、郑嘉励编集出版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25]更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两三年间已有不少学者利用这一新资料，就官制、地方政治、书法等，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学界最为关注的考古信息，则非于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被发现、2007年被整体打捞出海的“南海一号”莫属。关于这艘南宋外贸沉船的考古报告虽然尚未问世，但由于其可能提供的关于南宋经济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海量信息，已经使人可以明显感受到它对相关研究的影响。[26]
总之，以“渐成气象”一词来归纳近十余年南宋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可能是比较贴切的。
二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子健曾指出：“普通谈宋史，难免头重脚轻。详于北宋，略于南宋。”[27]及至目前，虽然就整个宋代历史研究而言，仍不免存在“重前期轻后期”的现象，[28]但南宋史研究毕竟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渐成气象”。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李华瑞曾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并指出：“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大致与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完成的观点普遍被接受、朱熹及程朱理学的地位重新得到认可并形成研究热点等新的研究进展分不开；而刘子健先生《略论南宋地位的重要性》则直接推动了这一转变。”[29]这一分析是很到位的。本文略作补充。
史家观察历史，不免常受其生活时代的影响，南宋史研究学术史的演进也不能例外。进入新世纪后，南宋历史地位认识的变化，与随着我国国力提升，国人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增强直接相关。正如学者分析关于宋朝“积贫积弱”一说的源起，认为是自近代以来，国人痛感国力不强，备受外族欺凌，并且到民族历史中去寻找例证，才使关于宋朝“积贫积弱”的看法逐渐定型。[30]只不过如果说“积贫积弱”是国人对于宋朝的一般性看法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言，长期以来，国人对于南宋历史的看法则更为不堪。所谓“偏安小朝廷”就是一个完全贬义的概念。这种否定的看法，在曾经作为南宋行都的杭州地区就一度占据主流，乃至以地方政府为代表，人们将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前期的地方政权吴越国对立起来，有所谓的“腐朽”与“先进”的文化对立。进入新世纪以后，南宋历史的这种负面形象发生了令人称奇的变化，地方政府开始将其视为难得的文化资源，设立机构，投入巨资，推动南宋历史的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至今已经出版的包括近80种著作的“南宋史研究丛书”，正是这种行政力量推动的成果。事实上，对待民族历史这种立场的变化并非仅仅发生在杭州一地，而是近年各地的一种普遍现象。各地政府为“发扬地方文化”而大规模推动编纂、出版的地方历史——当然包括南宋历史成果，也正在丰富着关于南宋历史研究的论著目录。[31]究其原因，正来自国人对民族历史立场的变化。近年来的“国学热”，也在某种程度上（绝非全部）映衬着这种立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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